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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38.BMP> 　　毛主席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剧终，各位领导人高兴地鼓着掌走上舞台接见演员，纷纷赞扬这是一出好戏。 　　最初公演京剧《芦荡火种》时，海报上还有汪曾祺等作者的名字，以后随着江青把包括《芦荡火种》在内的一批经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出来的现代戏定为样板戏，都划到她自己的功劳簿上，把真正的创作者隐去，以至于时间一长，演出时一律被规定只署上“集体创作”的字样，而人们不知不觉忘记了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汪曾祺正名，明确他是改编创作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 　　毛主席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从1964年春，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获得成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围绕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的成长过程，有许多种说法，人们应该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从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京剧团最初移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再到后来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工而成的京剧《芦荡火种》，一直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中共北京市委，特别是彭真等领导人付出了大量心血。 　　同样应该记住的是，江青最早把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但最初的京剧改编本《地下联络员》并不理想，江青失望之下撒手不管而离去。待到又一次修改加工成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并获得成功时，江青马上又对此戏表示过分的关心，并且以她特殊的身份从此把这出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江青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消息，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一面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一面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是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 　　江青对汪曾祺留下印象，是从京剧《沙家浜》开始的。她欣赏汪曾祺在剧中写的那些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她知道，没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功底，是达不到这般境界的。于是，她在把京剧《沙家浜》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又在考虑借助于汪曾祺抓新的戏剧创作。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由重庆到上海，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并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公演。“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文革”中，汪曾祺被关进“牛棚”后不久，忽然被突击“解放”，连回家换件干净衣服也不被允许，军代表说：“不成!来不及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 　　汪曾祺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他有“前科”。 　　“文化大革命”中，给汪曾祺贴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工作的四个人全都挨批挨斗，因为汪曾祺是摘帽“右派”，造反派、军代表对他更要“严管”，让他整天在团里倒煤，即把整块煤、碎煤、煤末逐一分开，再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看到许多一直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艺界名人，甚至普通居民都被批斗，有的还被折磨死，汪曾祺就觉得自己吃的这点儿苦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找他写戏了，也不能看书，剩下来的事就是每天在团里倒煤，冷眼旁观社会上、街坊里、单位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是演不完，也似乎永不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闹剧。 　　汪曾祺万万没想到，“解放”他的日子那么快就到来了。 　　那一天，他正把煤堆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过来。先是令汪曾祺出列，劈头盖脑地将他训斥一顿。正当汪曾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这位军代表却又突然宣布，让汪曾祺回“牛棚”迅速写一份深刻检查。汪曾祺更糊涂了，又没有新的“罪行”，写什么检查?军代表看出汪曾祺眼中的疑问，也嫌他反应迟钝，压低了声音喝道：“还不快去写，上级考虑‘解放’你哩!” 　　“解放”二字如炸雷滚入汪曾祺耳中，使他又惊又喜! 　　关进“牛棚”的人谁都盼着“解放”，没想到“解放”自己的这一天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突然!嗨!简直是喜从天降!其他什么话也听不进了，汪曾祺满耳都回响着一个声音：解放!解放!心中高兴，脚下生风，他不由地加了把劲往“牛棚”里跑。不想军代表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上来，大声喊：“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和纸，你就在这里拣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 　　天下有这等好事?汪曾祺接过笔和纸，刚写了一句，那军代表又改变了主意，只见他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了，口头检查算了，说吧!”汪曾祺愣住了：“说?说什么……” 　　“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说这个?汪曾祺心中暗喜，同时把一颗提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迅即照猫画虎地学舌了一遍。 　　到了这时，军代表才道出“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叫汪曾祺立即跟他走。想到刚才让自己表决心“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汪曾祺已明白这位中央首长是谁。看着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汪曾祺向军代表提出：“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军代表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汪曾祺十分为难：“就我这身衣服去见首长，怕不合适吧?” 　　不想军代表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汪曾祺，已经叫人去买衣服了。他要汪曾祺洗洗脸去。 　　汪曾祺胡乱地洗过脸，皱纹里藏着的小煤屑一时洗不干净。 　　一套新蓝咔叽制服已经买来了。汪曾祺换上新装，就随着军代表上了车。此时的他虽然大致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首长召见他，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江青要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上演。对于《沙家浜》，她还想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剧中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描写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为二号，这关系到是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也正是因为要改戏，江青才想起了汪曾祺，这才有了汪曾祺戏剧性的、闪电式的“解放”。 　　这是一次关于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举行。难怪军代表那么急，其他人早就到了。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炙手可热的新贵，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台下坐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汪曾祺见了，赶紧走过去与演员们坐在一起。 　　每人发给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轮流朗诵。台上虽然坐了两排人，其实都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不吭气，就接着往下念；只要江青鼻子一哼，就赶快停下来等“御旨”。一旦停下来，江青就会指着汪曾祺：“汪曾祺，这几个字要改一改!” 　　好在汪曾祺对《沙家浜》如数家珍，虽然乍从“牛棚”出来，不免有生疏感，但紧张之中，稍一凝神，也还能对付。当场改稿，不是易事。江青见改得满意了，就让演员接着往下念。有时为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反复多次，总要改得江青不再摇头晃脑为止。 　　因为是江青点名指派，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他也成了“样板团”的“战士”。待遇很好，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衣：夏天、春秋各一套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件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自己定的，她也真有那闲工夫。 　　为排《沙家浜》，江青下令全剧团去苏州、常熟体验生活，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沙家浜》还是那个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沙家浜》，但被江青定为“样板戏”后，意义就不同了，连演戏的演员也身价上涨，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神气得很。1970年5月21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拥护毛主席在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那几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名义写篇体会文章，《红旗》杂志第6期正等着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道发表。但上午九时左右，一位姓田的军代表急匆匆地找来了：“老汪，快!江青同志通知你上天安门!”通知来得如此突然，又是江青的“旨意”，汪曾祺不免感到意外，但他并不感到“殊荣”，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 　　在新华社当天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长长一大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虽然排列较后，但依然在全国产生反响，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九叶派”诗人唐??在温州从报纸上见到了汪曾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之中，激动得手拿报纸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希望了。”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作与演出，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作为改编、创作这出戏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竟是如此紧密地伴随着这出戏而不断地起落沉浮，这实在是一个少有的、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无庸讳言，因为《沙家浜》，使汪曾祺在“文革”中免除了许多不堪忍受的折磨；但也正是因为《沙家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被关进“学习班”，要求他“说清楚”。而事实证明，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只是“控制使用”。对此，人们不免感慨万分。汪曾祺自己对这一切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JY|>——《随遇而安》 　　仔细体味这段话，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汪曾祺沉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