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4.BMP> 　　维也纳古城的街道表面像是鹅卵石铺成的，但实际上那是经过柏油浸泡的硬木贴砖。孩子们常常听着一种美妙的声音入睡：那不是马蹄碰撞石头的声音，而是一种多情的、引人入胜的声音。那种“得得得”的回音在芬芳的夜空中向远方播散，把古老的维也纳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在1938年3月以及随后的岁月中彻底被粉碎了。就像叶芝所写的：“全变了，彻底地变了。”美国传记文学作家保罗·卡明斯在他的《达豪的歌》一书中，记述了出生于维也纳的作曲家赫伯特·齐佩尔所经历的这种灾变：“当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士兵进入维也纳时，这个欧洲文化的中心一夜之间便衰变为德国人治下的无名小城。”“把仅存的维也纳文化与风雅之花践踏在脚下。”曾几何时，齐佩尔在单纯的文化氛围中谱写着优雅的音乐，在时髦的咖啡馆里进行着愉快的学术讨论，与兴德米特、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无拘无束地交流。然而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纳粹的阶下囚；他的生活也从此分为达豪（集中营的名字）之前与达豪之后。经历了可怕的、骇人听闻的那一刻之后，齐佩尔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那天夜里我成熟了。” 　　在押往集中营的路上，齐佩尔就显示了他的胆识与智慧。“一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被迫唱歌，要求合唱和独唱。当轮到我时，《欢乐颂》映入我的脑海，于是我便开始唱：‘欢乐啊，极乐世界的仙姑。’当唱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时，党卫军看守狂暴地打断了我：‘你在唱什么?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猪!’听到此我一跃而起，并以军人和德式姿势喊道：‘忠顺地报告，席勒词，贝多芬曲。’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未受干扰。”在13个小时不停地赶路的途中，有的人神经错乱，有逃跑企图的人当场被枪杀，而齐佩尔却用贝多芬的音乐支撑着自己，不但保存了生命，更捍卫了人的尊严。 　　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内，在饥饿、惩罚、侮辱、生命的耗蚀与死亡之中，不少囚禁者变得极度消极、胆小懦弱，甚至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齐佩尔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升华了一个音乐家的良知与品格，肩负起了拯救生命的道义与责任。关进集中营几个星期后，齐佩尔遇到了几位一流的音乐艺术家，并得知集中营内有一两把小提琴和吉他。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搞一点音乐演奏?于是他一边做苦工，一边在脑子里开始作曲、记谱。凑巧的是，他在木工房内又找到两位技术很不错的乐器制造师，安排他们用偷来的木料悄悄地做起乐器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齐佩尔乐队”已经凑集了14名手持五花八门乐器的演奏员。齐佩尔赶写了一些适合演出的作品，乐队用了几个星期的下午稍加排练，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准备就绪了。 　　音乐会在一个为了集中营的扩大而修建的尚未使用的厕所里举行，所以称之为“厕所音乐会”。 　　厕所内可容纳二三十人，每次演奏15分钟，然后轮换“听众”。囚犯们安静地鱼贯而入，没有一个人讲话。在短暂的音乐会中，他们在一种心领神会、彼此默契的气氛中悉心聆听。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甚至是第一次听音乐会。但至少在这15分钟内，这里是一处纳粹没有完全控制的呼吸空间。音乐让人们在短暂的时间中减缓痛苦，忘却眼前的一切；更重要的是，音乐重新唤起了人的尊严，使每个人的心灵中产生出一种不再是纳粹践踏下的渣滓的自豪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齐佩尔在每天夜里写下个星期音乐会的新作品，一些难民把纳粹宣传报纸上的白边儿剪下来贴成“稿纸”供作曲家使用。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与创作，齐佩尔主动承担起打扫厕所的任务。后来他解释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一人独处、思考。”厕所成了他的工作间。 　　很多人深为音乐会所感动，在失去自由之后重新找到生命的价值。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的两个儿子当时也被关在达豪，他们听了音乐会竟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兄弟俩感慨地对齐佩尔说：“你对我们的生命做出了贡献。”齐佩尔一时成了集中营中拯救生命的传奇英雄，由奥地利作家朱拉·索耶弗作词、齐佩尔作曲的《达豪之歌》曾传遍所有德国的集中营。歌中那挑战式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深深地激励着囚犯们。歌中唱道：充满了死亡，高压线／在我们的天地周围绕上一圈锁链／但是我们都懂得达豪的训箴／变得坚硬有如石头一般／达豪的兄弟，保持仁爱／达豪的兄弟，作个男子汉／……自由将会辉煌闪耀。 　　事实使齐佩尔坚信，没有音乐，没有艺术，人的精神会死亡。在人类生存的紧要关头，他不但拯救了别人的生命，重铸了自己的灵魂，而且完全变了一个人。当他获释归来，“他的眼中有着炽烈的情感，庄严、深沉，反映出他刚刚经受过生命岁月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