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2.BMP> 　　一些传记材料和回忆文章说田汉是“被捕入狱”、“瘐死狱中”云云，这是不确的。并没有按法律程序（哪怕是虚设的）正式将他逮捕，他坐的也不是正规的国家监牢。他被军队秘密“监护”，坐的是并非监牢的监牢。这种监牢是没有现代法制的国家的特有产物。他的家属、亲友连他关在哪里都无从知道。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唯一能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机会，是当他被拉出去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之时。有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接受那些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使他感慨万端、痛苦难言——“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这样结束在这个独裁者的戏台上吗?”他顿觉一生成了空白。这是精神上的虐杀，其残酷远在皮肉折磨之上! 　　大抵在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了。从此，在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是“从头说来”，详述当时的事实。由于述之甚详，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写的“交代材料”也如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有的善良人都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196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46岁生日，这一天，作为老党员的田汉想了很多，他甚至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的一句话：“夫人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这话此刻甚合田汉思路：尽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事叫人无法接受，但新中国来之不易，为了不叫国家变“修”，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忍痛拥护这场“革命”。想着这些，他产生了一种为崇高目的而殉难的感觉，在小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 　　先烈热血洒神州， 　　我等后辈有何求? 　　沿着主席道路走， 　　坚贞何惜抛我头。 　　这年国庆前夕，他又兴奋地写了一首七律，歌颂祖国“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尧舜天”，当然也是出于同一心态。 　　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早在20年代，他的戏剧就受到过一位“小兵”的批评，那批评是十分尖锐和严厉的，但他觉得那很正常，很健康，是与人为善的；而如今对他进行的“批判”，总叫人觉得非正常人之所为，是那么地杀气腾腾，充满邪恶。这是怎么回事呢?痛打他的那位小姑娘，才十四五岁，正是心灵最纯洁、最美好之时，怎么会变得那么凶恶狠毒? 　　这时，他最想念的不是毛主席，而是自己那位满头白发的善良而刚强的母亲。当到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时，他想喊：“母亲万岁!”有一天，专案组转来家里送来的粮票、钱和衣物，田汉给母亲写了一张回条： 　　妈妈：我很好，粮票收到，请放心。 　　妈妈万岁! 　　这“妈妈万岁”颇叫“左派”反感，但专案组内了解田汉性格的人，知道他是孝子，又是浪漫多情的人，也就未加深究。其实，这4个字恰恰很微妙、很有性格地透出了另一个“我”的声音。 　　两个“我”在交战，两个“我”在互相咬噬，这是令人痛苦的。 　　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301医院“将军楼”。这里专住“大人物”，对面房内正住着因跳楼自杀而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将军。 　　田汉病历上的名字是“李伍”。医护人员不知道他就是田汉，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有人来审问、逼供。 　　为了逼供，不得不给他治病，可是因政治上对他的歧视和敌视，又不会认真照顾他的生活，也不认真给他治病。田汉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曾流传过他受虐待的各种说法，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当他因肾病排不出小便而患了尿毒症，生命已经垂危之时，专案组还在审讯他，追问他在日本时的种种“问题”。直到发现答非所问，人已昏了过去，审问者们才悻悻离去。 　　1968年12月最初的几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田汉最想念的仍是母亲。他有时沉吟着：“放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极度痛苦之中，他常常似梦非梦地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自己的亲人们，想到死。专案组已经告诉他，他的案已定，是“叛徒”、“特务”。这诬陷使他死不瞑目。他想挣扎着活下来，争一个“清白”，争一个“是非”。 　　田汉蓦然想起了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途中作的那首诗： 　　危栈断我前， 　　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 　　绝壑临我右。 　　…… 　　当年在长沙师范，精通“阳明学”的姜济寰老师解释说，此诗未必是写实，只是表达一种对“人生险途”的感悟。那，这不正是我目前所处的“人生险途”吗?于是，昏迷之中，他似乎又看见了1916年赴日途中在大海上做的那个噩梦：仿佛是深夜在沙漠上行走，又似乎是暴风雨中驾一叶孤舟漂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不辨方位，不知所至，又饥又渴，焦急万分。忽见前方闪出一线光明，又好似幻化出一座美丽的花园岛。他带着甜蜜的微笑，狂呼着拚命奔去。但待他筋疲力尽地赶到那“光明”的所在，才发现那是一只巨兽的凶眼和獠牙放出的光；那“美丽的花园岛”却是一个呼啸着的大漩涡!眼看就要被那只巨兽吞噬了，眼看就要陷入那永劫不复的大漩涡了…… 　　他不敢相信，这个梦在52年前就预告了他的今天，但却不得不承认今天确实已卷入那永劫不复的大漩涡。他仿佛记得，20年代读过的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中说过：“梦的世界比我们的觉醒状态更接近真理……”是这样的吗? 　　他想念母亲，想喊“妈妈万岁”!他想念安娥，想念几个已成人的儿女，还想念那被打成“右派”、如今也在审查中的弟弟田洪和他的一家……他觉得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都很对不起他们，觉得欠了他们大笔大笔的亲情之债。 　　面对死神的到来，田汉忽然想起1927年在艺术大学，告别善钟路校园的最后一夜，他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不妨生得丑，但不可死得不美!” 　　于是，他脑海中浮现出一生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许多人的死： 　　波德莱尔在《英勇的死》中写的那位宫廷名优，是在艺术创造的极致之境中轰然倒在舞台上的；我的《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之死，亦与此相近。 　　我的《古潭的声音》中的那位诗人，高叫着“万恶的古潭啊，我要捶碎你”!纵身投入那神秘的古潭，发出悠远的回响。 　　俄国诗人叶赛宁，他的死也是很艺术的——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以笔蘸着流下来的血，写他最后的一首诗，直至血尽人亡。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我留日时的朋友，他对人生的态度是那么严肃和执著，以致当他的追求幻灭之时，便带着朦胧的不安而自杀。他死前说：“对于神的复仇，便是把自己的生存毁灭。” 　　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加莱市民》，我在东京看过。剧中那7位市民为使加莱市免遭毁灭，为了千万人的安全，自愿做了牺牲。尤其是那位叫奥伊斯塔舍的老市民，他迎着黎明的曙光死去，叫人分不清他是死还是新生。 　　这些死都很“美”。 　　这些人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新生和不朽。 　　这些死的回忆，给生命垂危的田汉以“美”的安慰。 　　当他最后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也有孤独之感。他脑海中浮现出卓别林的一句话：“I stand along!”（我孤独!）和他那幅充满孤独、寂寞表现的自画像。誉满全球如卓氏者，如此被孤独之感所苦，说明他不是一位单纯的“笑星”，实在有他更伟大的地方。田汉也想到他那位儿时的“大朋友”——家乡仙姑殿的王道人。那年王道人与他约定：“你好好地去读书上进，我好好地在这里修，将来我们总有相见之日。”几十年瞬间过去，我的“上进”在哪里?一生的追求如今竟成了“罪”。一阵空虚之感袭上心头。一个十分遥远的声音在他心头响起，那是48年前郭沫若为他的译作《莎乐美》发表而题赠的诗：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像那坠落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一颗剧坛星辰就这样向着“无穷”长殒了——1968年12月10日，在寒冷的北京，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死去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它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 　　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世之时，广播里正狂热地播放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欢送狂热的青年学生们“上山下乡”。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 　　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田汉之死是暗暗的死。他的家属中，只有儿子田大畏事后被告知。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军人对他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大畏连骨灰都不敢取回。全中国、全世界的文学艺术界和戏剧界人士，无人知晓。国内外他的朋友，无人知晓。鲁迅说：“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但是，这《毕业歌》的送行，却是一次最美、最艺术的告别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