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32.BMP> 　　从一个农家女到一个作家，似乎是个传奇，但这却是事实。 　　结婚时，我平下心来一心过日子。我没有婆母，3个小姑，大的17岁，小的7岁，公爹年过50，管理着家。大事小事，花销置物，全得公爹应允。人都说大姑子多婆婆多，小姑子多舌头多。我的男人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惟父命是从、惟姊妹言是信，惟独不听老婆话的“孝子”。每顿饭下多少米，吃稀吃干，甚至做什么菜，都要姑娘指派。时间长了，形成了一种婆婆支使小童养媳般的惯例。我被激怒了，于是自作主张，偏不依小姑的吩咐去做。结果，矛盾就来了，姑娘处处挑三拣四，我一还嘴，我男人就骂我，公爹的脾气更是不好。 　　有一次，我母亲来了，正好赶上生产队卖驴肉，便买了两斤，晚上包饺子吃。那时白面宝贵，逢年过节每人才分一斤。我把过节留下的一点白面和了，给母亲和公爹包了少许白面饺子，余下的都包了玉米面饺子。饺子蒸熟时，白面饺子一个是一个，皮薄馅香兜住油了，可是玉米面饺子却个个龟裂、油汤流失。公爹本是和母亲坐在炕上吃先蒸好的白面饺子的，可一见端上来的玉米面饺子都裂缝了，立刻大发雷霆。我回嘴说，坏就坏吧，反正吃在肚子里也坏。这一下可不得了啦，公爹大骂一声，一脚把桌子踹到地下，白面饺子、玉米面饺子洒了一地。母亲浑身哆嗦着，脸色苍白，眼泪无声地流在脸上。我母亲并不是个软弱的女人，她早年念过几年私塾，是她们那一方有名的才女。我父亲曾出过8次劳工，母亲一个人拖儿带女维持这个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还债母亲只身去阜新市给人家当保姆。母亲为儿女辛劳了一生，怎能想到女儿会在眼皮底下受到打骂污辱…… 　　后来我迷上文学创作，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我的创作看成不务正业，几乎所有的人都攻击我，我的男人也骂我不务正业，和其他男人有私情。在那些足以使我绝望的日子里，母亲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做得对，不要怕他们，现在是新社会，你遇见啥事可以找领导，就是千万别寻死道儿。从小，我就从母亲那里受到文学的熏陶，许多古典文学都是在母亲的指导下阅读的。遗憾的是母亲没能看到女儿写的书就离世了。母亲的死跟我有关。母亲病逝的一个月前，我正遭受着一场因写作而起的灾难，我那个愚昧男人开着拖拉机，带着家族中人，蛮横无理地闯入我娘家要人，并说我和野男人苟且，当众念我“给野男人写的情诗”（其实那是我写的一首歌词）。我兄嫂不明真象，认为我给他们丢了脸，一切责怪都冲我母亲而来。母亲气得病倒了。我那时身心交瘁，亦在病中。我在痛苦中呼喊妈妈，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回答：不要怕他们……妈知道你没走错路……过不了……就离……妈妈再也没有力气说出下面的话了。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成串往下落。 　　我上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写书人，这自然跟母亲对我的文学启蒙有关。那时候，我的作文很好，中学时就经常写诗写散文。没想到“文革”给我带来了厄运。因为我的文章在中央某报刊上发表，我被奇迹般地调到公社当报道员。可是几个月后，我为了躲避一个打我主意的“色狼”，毅然回了家。后因为替被误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哥哥说话，惹恼了工作组，又因写文章“吹捧”下台的“走资派”，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被拉上台批斗。当时，我只是一个18岁的姑娘！我不忍心让我的存在给家人带来灾难，所以就信了媒妁之言，草草地把自己嫁了出去。可谁知，一错造成千年恨！ 　　在苦闷忧郁中，我开始写诗写散文抒发我的痛苦。渐渐地，写作成了我精神的寄托。但当时是秘密的。 　　我真正搞起文学创作是出于村里一位退休干部文老师的指点。也许是与文学有缘，我写的第一篇鼓词《同性人》获得了县建国30周年征文佳作奖，并参加了全市调演。 　　我们村因为有了这位文老师，业余创作活动比较活跃。除我以外，还有6位男业余作者。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创作组，还抱回了县文化局和精神文明办颁发的“先进创作组”奖状。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女人天生是侍候公婆、丈夫、儿女的料。那时我已年近30，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别说那些世俗之人，就是有些同行、老师也劝我不要枉费心机，文学不是人人能搞的，你那点文化想当作家真是太天真了！ 　　我这个人外柔内刚，啥事儿认定了目标就不回头，谁愿意嚼舌头就让谁嚼去。但最难缠的是家里人，确切一点说是我男人。1980年，我写了一篇农村大办喜事导致食物中毒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官司。这场官司虽然最终打赢了，却带来了诸多麻烦。我男人就此坚决阻止我写作。 　　夫妻之间格格不入，必然发生强烈冲撞。 　　那是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在家中洗衣服，村里的青年业余作者秋山来了。我洗着衣服，让秋山给我看刚写完的一篇小说。那天是星期日，两个小姑子都没上学，就伸长了脖子往我屋里看。不一会儿，一个小姑子出去了。我看见了，但没太在意。 　　随着“嘭”的一声撞门声，我男人恶煞凶神似的拿着铁镐闯进屋内，就好像捉着一对奸夫淫妇似的，厉声怒骂，秋山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吓呆了。我争辩道：我们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可我那个浑男人却瞪圆了眼睛，不由分说，抡起镐就把盛着湿衣服的大泥盆“哐当”一下砸成八瓣，像疯子似的把我的书箱摔在地下，又过来打我，打秋山。我拼命和他撕扯，让秋山快走开。秋山在惊愕中走了，丈夫却不饶过我，没完没了地对我踢打。我狠了心说：要不你打死我，要不咱离婚！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抱住我的腿哭泣着，哀求那个失去理智的爸爸不要打妈妈，可是狠心的他却一脚一个把孩子踹开，把我推出门外，恶狠狠地说：你就死在外边，再也不要进这个家！在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我心一横，流着泪走出了这个家。 　　我决心去镇上和他离婚。可是刚走到村口，他却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二话没说，上来就一顿拳打脚踢。村口站着二三十人，都是追着来看我们打架的。有几个女人还当面“呸”我，那鄙视的目光好像我真是干了做贼养汉的勾当！我当时想：就叫你们看看吧！我是个打倒了爬起来，死不了就要搏的女人，决不会让你们看到我屈服求饶的笑话。他打够了，骑车往回走。我便改变路线，朝着横垅地走去。可是，我刚刚走过30多条横垅地，这个浑男人又赶来，猛虎似的扑上来把我打倒。我不还手，让他打。也许一个人打斗没有刺激，他发泄完了，才自感像个制服老婆的男子汉，骂骂咧咧地回去了。 　　我从垅沟里爬起来，没有眼泪，只有愤怒。我站直身子，看了看村头那许多双幸灾乐祸的眼睛，不禁冷笑了两声。为了走路方便，我脱下鞋，一手拎一只，挺起胸膛，镇定自若地向着暮色中的田野走去。 　　上哪里去？往哪里走？心里一片茫然。 　　去娘家？不想给年迈多病的母亲和亲人增加痛苦。去同学家？也不想给人家恩爱夫妻带去不悦。去乡政府？休息日、夜晚没人接待，自己又身无分文。在田野尽头那座无名山上，我坐在星光下，四周黑幽幽的。我思索着人生去处，我也想到过死。可是我不甘心在80年代做旧礼教的牺牲品。我有文化，又有追求，文学老师和文学朋友都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人生的路千条万条，就是不能走寻死这条路。这也是母亲告诫我的。何况我还有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为了孩子，为了无愧于母亲的称号，就是委屈自己也得坚强地活下去！ 　　后来若干年后，我到渤海湾，第一次看见汹涌澎湃、辽阔无际的大海，回想自己以往的灾灾难难，忧郁苦闷，不觉失笑：一个人若有大海般的坦荡胸怀，还有什么愁绪不可解呢？于是从豁然顿悟中捕捉了两句人生感语：天地如此广阔，人生何须志短。可是那天夜里，我还不知大海是什么样子，我徒步20多里去姨家躲避。为了不使姨母伤心，只说想姨了来看看。那时正是春耕时节，早上帮姨母家种地，见满山鲜花竞放、蝶舞蜂逐，自己却抛儿舍女，有家难回，不觉一股酸楚涌上心头，潸然泪下……就在这时，安在山头的公社大喇叭响了，播放着高尔基的散文《海燕》。 　　听着听着，忽然，我心中像被雷电炸开了一扇天窗，我嘲讽地骂着自己：软弱的笨蛋！一只鸟儿为了生存尚能不畏风雨雷电，难道人就不如鸟吗？我所尊敬的一位老师曾教育我要“每临大事有静气”，不急不躁、以静制动。这使我在后来经历的许多风波中受益匪浅。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男人去三里外的地里锄草，晚上回来时，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刚出地时，还亮着青天，可是未及半路，却电闪雷鸣，雨点紧追着落下。我不觉信口感叹道：这天真是瞬息万变！难怪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祸福”两字刚出口，他张口就骂：你咒我出事呢！他当时正和人合伙买拖拉机，最忌讳人说“破话”。我根本没想到他连这么一句人人皆知的谚语都听不懂。我当时说，你生啥气，我是比喻天气呢，又不是说你。他越发恼怒，一边骂着，一边挥起锄把，把我从车后座上扫到地下，自己骑着车子走了。雷鸣电闪，风一阵雨一阵袭来，我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是对他的可怜和冷笑。也许是上天有意让我承受各方面的劫难，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君子和牛治气”呢？于是回家，装作啥事也没发生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他自觉没趣，也就消了气。 　　在以后2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我都以笑制怒、以静制动，缓解了许多冲撞危机。也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生活现实中，我练出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忍让力。在我后来走向城市、走向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层面的时候，这种心理素质都派上了用场，使我多次从毁名败誉的屈辱和诬陷中挺立起来，以惊人的毅力和成就赢得再次的荣誉和尊敬。 　　请看我那时一天的劳作表： 　　早4点起来做早饭。 　　早5点去生产队干早活（两个孩子在屋里睡觉）。 　　早7点收早工。侍候孩子起床，收拾屋子，侍候全家人吃饭、喂猪、喂鸡。 　　早8点出工。歇息时捡柴禾或者挖野菜。 　　中午12点收工。做饭、侍候一家人吃饭、喂猪、伺弄菜园子或锄草或摘菜。 　　下午1点半出工。 　　下午6点收工。做饭、做菜、喂猪喂鸡、剁猪菜、洗衣服、压糜子、编席子。 　　晚10点钟以后，有时更晚一些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而我每天都坚持看书写作最少两个小时，有时写到兴头上，直到天亮，伸展一下身子，就接着烧火做饭，开始新的一天。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1989年，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被辽宁文学院破格录取，毕业后被聘到县文联工作。1992年，我又考入鲁迅文学院继续进修。在这期间，学校对我免收学费，我又靠勤工俭学、为学院清扫卫生、为出版社编辑校对稿件换取生活费。在辽宁文学院学习期间，我发表了4部中篇，多部短篇，出版了中篇小说集《山女野情》。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半路夫妻》。1993年6月9日，鲁迅文学院和《民族文学》杂志社联合在京为我的长篇小说《半路夫妻》举办了作品研讨会。 　　1994年12月27日，我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从而圆了我多年的作家梦。1995年，我的长篇小说《半路夫妻》被沈阳电视台改编成17集电视剧，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海外推出。我算是有了点小名气。1992年，全家人户口随我进了城，如今一家人住在市委家属楼里。儿子成了家，有了女儿，我又多了“奶奶”的角色。我的女儿一直待业在家，学会了微机打字，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她打出的。我的那个“老头子”虽年近50，脾气依然倔得像牛，只是感谢我把他从农民变成“无业游民”，所以对我也宽松多了，改为“动口不动手”了。我也感念他在我出外学习的六七年间领着孩子过日子，也就原谅了他。 　　作为女人，在事业上，我是成功的。但最大的缺憾，是没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