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0.BMP> 题记：笔者不久前去青藏采风，在当地一位宣传干部那里见到这本《青藏手记》，写在一本通常可以见到的工作笔记本上。 　　这是一件遗物。遗物的主人高原几年前死于脑溢血。他当时是在从西宁往阿曲的邮路上，在达尔角合镇为邮车加水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不适。离县城还有五十公里的时候，他的半身完全麻痹。车子渐渐失控，冰冷的汗珠在他胀红的脸上滚滚涌出。吓慌了的押运员欲哭无泪，一筹莫展。但是高原到底重新恢复了控制，让车子歪歪扭扭地以步行的速度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五十公里，一直开进阿曲县邮局的院子。跟着车子刹车的惯性，他的身子重重地一冲，就那样扑倒在方向盘上。 　　一个中风偏瘫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依靠半边活动的身体，驾车行驶几十公里，并且准确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这样的事，至少当地从未见过。 　　当地的报纸曾经在头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报道的撰稿者就是那位宣传干部。他说，其实更值得发表的应该是这部《青藏手记》，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 　　高原在他的《手记》里写道： 　　“我希望我写的这些，有一天能得到发表。我希望人们知道这里的事情。我没有虚构，也没有渲染和夸张。事实上这样做毫无必要。对于青藏高原，任何苦难都不值一提，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这里有太多令人难以相信的真实。我的不足之处也许是不该尽可能地说出这里的真实。但我还是希望人们尽可能地了解这里的真实：真实的自然，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心灵——然后，还有可能的话——理解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并且最终理解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都说，到了京城才知道权小，到了特区才知道钱少。可谁要是到了青藏，他一定最先觉得，他以前走过的路，都太近太近。 　　在青藏路，长途的运输常常以车队的方式进行，最少是双车同行，以便漫漫长路上可以相互照应，但邮车却做不到。往返一个星期的路程，有时仅仅只为了一个邮袋。但只要有邮件，就没有理由不出车。 　　我在阿曲工作了好几年，当时，从西宁到阿曲，没有直通班车。阿曲的局长那德才在电话里说，班车到了达尔角合乡你就下车，会有人在那儿等你。 　　从西宁到达尔角合的班车，整整走了三天。 　　没有人随我下车，也没有人上车。车子“嗡嗡”响着停下，又“嗡嗡”响着开走，把我独自茫然地抛在一片扬起的尘土里。然后“嗡嗡”声消失了，尘土消散了，一个背着邮包，拿着笛子的人迎面向我走来。 　　“不会错的，你就是高原。” 　　他站在我面前，仰起那张狐狸脸，眼睛已经有些昏花。他伸出手用力推了一下我的前胸：“我代表我们全局来迎接你。” 　　在几堵土坯墙的尽头，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拖斗，自己爬上驾驶座，抓住两只长柄，回过头对我说：“上车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知道来接我的是局长老那。 　　我在西宁听说，达尔角合属阿曲县，并且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乡。那时我想，从达尔角合到县城的路不至于太远。但是现在我却听见这个来接我的老头说：“班车时常没个准信。我怕你的班车上午到，见不到我，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 　　就是说，我们还要走半个夜晚的路程。 　　过去的几天，我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红柳丛，而现在，极目所能看到的地方，再没有了一丝绿色，我好像是降临到了月球的表面。一阵比一阵更强劲的晚风刮起漫天的黄沙，扑打着远远近近那些裸露在红色砂砾丘顶上的铁青岩石。夕阳在风沙里沉浮，一片昏暗。我听说过，有过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配到这一带来的人，从西宁出发两天就下了车，然后搭便车返回西宁，为此丢了邮电饭碗也在所不惜。 　　我们在半夜以后到达阿曲县城。那其实是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子，两边是黑魆魆的土坯墙。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老那说那是寺院的酥油灯。老那在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咱这地方，只有神灵和邮电永远是醒着的。 　　两天后我又知道，我在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为了让邮电同神灵一样永远醒着，我不得不去的那个线务站，离县城还有将近一百公里。 　　我同青藏不可分离的命运，在我父亲手上就注定了。父亲五十年代末带着我们一家子随地质队进入青藏。父亲辗转跋涉过的那一大片叫做金银滩的地方，不久就成为国家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父亲后来死于无名的绝症。省长送了花圈。父亲死的时候仍然充满了壮烈献身的激情，他交代母亲，把儿子送回内地读书，不能荒废了他——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地方，几百公里以内没有学校——学成了，再回到高原来。他就为这，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高原。母亲和姐姐由父亲生前的单位安排了工作，我被送回内地的叔叔家，我上了小学、中学直至邮电学校毕业。分配是无须选择的，去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到青藏，回到母亲和已故的父亲身边。根据父亲的遗愿，他被埋葬在青藏。 　　在线务站，除了老那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煤和维修零件，其他的大部分日子里我见不到一个人。这个线务站所在的地名叫扎德勒。“扎德勒”是藏语“歼敌”的意思。这显然是远古部落战争的遗存。如今，在这片无垠的荒滩上，我长年累月看见的只能是风与风无休止的厮杀。 　　同我一样无奈却不得不忠实地目睹这无谓却猛烈的厮杀的，只有太阳和月亮。 　　日复一日，你就这样处在浑然的苍天和漠然的荒原之间，明天和今天完全一样，就像念珠串上的两颗珠子。在这个被世人称作“世界第三极”的地方，任何人——我说的是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当你必须长久孤独地面对荒原的时候，你就每时每刻都无法不想，要么被这死寂吞食，同它融为一体，成为神灵；要么远离它，回到世俗的——哪怕是极污秽、极腐臭的生活，极丑陋、极恶毒的人群中去。 　　我来之前，这个线务站空了一段时间岗。原来在这里的线务工，是本省人，从本省邮校毕业后分到这里，一呆就是九年。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在线务站给县局打电话，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而且无法连贯，无法让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他放弃了努力，无论县局的人怎样呼叫，也听不到他的回话。等到县局派出的人赶到，他已经不在了，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我要到内地去，就是死了也值。”人们想起来，他在电话里反反复复嘟哝的，就是这句话。他本是个好工人。扎德勒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他本人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但是从他打完最后那个电话起，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到底被击垮了。他的去路其实是一片迷茫，一切都未可预卜。等待着他的也许是更大的不幸。但他已视死如归。他已觉得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击垮他的是同时间一样永恒的寂寞。 　　九年！他的神经的坚强已经得到证明，同样的时间长度，我连想象的勇气也没有。 　　同初来的时候相比，我已经麻木得多了：我已经习惯了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没有蔬菜永远只有手指粗的黑薯条、浸泡了一个星期才能煮食的发霉的咸肉干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用酥油灯照明、用干牛粪擦碗、用手抓代替筷子的日子，但我不能习惯这里的寂寞。这里的寂寞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囚笼，幽闭、窒息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我整天不离酒，整天写诗，整天做着白日梦。但一旦意识到我只是在同自己对话，我就惊醒而恐慌。寂寞像是一片走不出去的沼泽，无论你怎样挣扎，结果都只有在原地陷落。 　　我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 　　仿佛是对我的怜悯，有天早上我忽然听见了鸟叫的声音。起先我以为是幻觉，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疑疑惑惑地推开窗子。 　　真的有一只鸟，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 　　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站在线杆下我兴奋得全身发抖。 　　是一只雄鸟。 　　以后的日子，我每天就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飞出去，又飞回来，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灌木枝，衔来了干草，衔来了土块。于是，在扎德勒荒滩上，有了两个巢：一个是鸟巢，一个是线务站；有了两个生命：一个是鸟，一个是我。 　　我们很快就亲密了。我们相依为命。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我一声口哨，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在窗台上，在床上，在屋子里，庄重地走来走去，高视倘佯。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落到我的肩膀上。我给你叩长头，高原的神灵。 　　却从县局来了电话，询问线路的情况，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头。 　　“不可能的。”我说。扎德勒的线路在维护上是一流的。这当然是我前面那个线务员的功劳，到底是全国优秀线务员。 　　“要不就是哪段线夜里冻断了，这是最常见的事。” 　　“也不可能，”我说，“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都过去了。” 　　“那……要不，就是线路上有鸟巢？”电话里传来老那沙哑的声音。他的呼吸声很重，就像站在我身边。 　　“你怎么知道？” 　　“以前常有这事。” 　　“是。”我不得不承认。 　　“得捅掉它。” 　　“你说什么？” 　　“把鸟巢捅掉。” 　　“凭什么？” 　　“鸟巢里要是有铁丝什么的，会给线路造成短路的。” 　　“不行！” 　　我抛下电话。 　　那只雄鸟已经有了配偶，它们就在我的窗台上卿卿我我。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我说的“我们”是指我之前已经来过、我之后还一定要来的人。在这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的地方，我们的存在有什么必要。我所监护的这条线路通往扎德勒谷地深处的那一端，只有一门电话，而这段线路却有将近二百公里。这门离县城二百公里的唯一的电话，常常被乡干部埋进牛粪。这里的人们依靠天赐的草场放牧牛羊，然后烧牛粪，吃牛羊肉，喝牛羊奶，穿牛羊皮。他们自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他们不需要外面的世界，甚至恐惧外面的世界；他们不需要通讯，甚至恐惧通讯。他们常常对那个莫名其妙就响起来的东西感到不知所措，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掐灭它的响声，就干脆把它深深地埋进牛粪。任它响着，却不能听见；任它存在着，却不能看见。他们顽固地拒绝现代文明，但现代文明却更加顽固地要揳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徒劳。 　　接到县局电话的第二天，我被鸟的凄惨的叫声惊醒。鸟拼命地扑打我的窗户。 　　窗外站着老那，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捅下来了。 　　“我不得不这样。要不，你会下不了手的。” 　　我咬牙切齿地逼到他面前。他满脸惭愧地平静地看着我： 　　“对不住你了。” 　　然后，他从身后扯出一个人来： 　　“叫叔。” 　　这个一直躲在他的羊皮大氅后面的人刚刚齐他胸口。他显然是被我的凶狠表情吓坏了，两只滚圆的眼睛惶恐地睁得老大，拼命往老那怀里退缩。 　　“这是肉巴，我儿子。我让他来陪陪你。还有一个月，他该上学念书了，到时候我来接他。” 　　肉巴不像父亲，像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张肉乎乎的脸和一双肉乎乎的手。脚底下是一双开了口的烂鞋子，露出肉乎乎的脚指头。在早上的凛冽的寒气里，脸上的两个小红团，红得发紫。 　　肉巴刚到上学的年龄，有什么理由让他在天亮前的严寒中被父亲带出家，带出县城，带到一百公里外的荒滩上来？ 　　“叫叔。” 　　老那用力往前推他。 　　肉巴紧贴在父亲的胸前，把脸缓缓地侧过来，怯怯地喊： 　　“叔。” 　　我松开关节捏得格格作响的拳头，蹲下去，抱住头。 　　老那和肉巴在扎德勒站上住了两天。我不让老那留下肉巴，我和他都没有这样的权力。老那叹了口气，说：“那就难为你一个人了，实在受不了，就打电话。你不打电话，咱也老惦着。” 　　肉巴趴在拖斗的后厢板上，很忧郁地看着我：“叔，回咱家吧。” 　　他现在明白，我其实是个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