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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32.BMP> <JZ|>两份专家设计方案 　　1949年7月，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要求有三点：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所载，当时收到了应征国徽图案28件，但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不取。 　　当政协国徽领导小组否定了从群众应征稿中采用国徽设计方案时，事实上就成立了两个专家设计小组进行国徽设计。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1949年10月23日，开国大典后不到一个月，林徽因率先拿出第一个专家设计方案：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方案自从提交后便没有了下文，它似乎被搁置起来了。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的有关国徽设计的第二份说明书，是张仃所为，摘录如下：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JZ|>两个方案比较 　　以上两个设计方案中，彼此有4个要素是相同的：齿轮、嘉禾、五星、红带。两个方案最大的不同是主题。 　　如果从1949年7月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中对国徽的三点要求来衡量，“中国特征”，这两个方案都具备；“形式庄严富丽”，这两个方案也难分轩轾；关键在“政权特征”的表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所要表达的“政权特征”是什么? 　　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同时公布的还有《国徽图案说明》、《国徽使用办法》等。 　　《国徽图案说明》指出：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这个说明，就是关于“政权特征”的法定解释。 　　张仃先生的一位研究者、青年美学家兮父指出，林徽因方案的最大弱点是对国徽的政权特征表达不充分。它的主题是统一、和平。这个方案的参与者是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概念还十分陌生，因而无法用图案来诠释新政权的“政权特征”。相反，张仃方案的最大强处，是对国徽政权特征的表达。尤其是主体图案天安门，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很难表现的抽象概念给表达出来了。正如张仃先生在好些场合谈到国徽设计时指出的那样，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广场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因此，张仃先生选择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辅之以齿轮、嘉禾、五星，这样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就很充分了。 <JZ|>分歧就在天安门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有关当时国徽设计的会议记录记载，直到1950年6月11日下午4时，政协国徽组再次开会，那天的会议主席由马叙伦先生担任，出席者包括沈雁冰、张奚若等人，梁思成和张仃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天的会议上，梁思成先生仍然不同意以天安门作国徽设计主体。他说：“采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式象征东西来表现的。”然而，沈雁冰发言说：“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张奚若也说：“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结果，在此次会议上，国徽组原则上通过了以天安门图形作国徽。 　　记者采访了当时在中南海协助张仃工作的钟灵先生。 　　据钟灵先生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大都是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很多事情都要由周恩来亲自审定，才能去办理。张仃提出的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最后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肯定。周恩来开始指示两个专家组进行合作，后来听到双方在主体设计上有很大分歧时，周恩来说：“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5日政协国徽组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梁思成先生这样说的话：“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 　　四十多年后，梁思成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共和国之徽》编导采访时这样说：“当时的天安门形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可不是今天这样的地位。在我父亲心目中认为华表、天安门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把这个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政权的一种象征呢?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在这点上，我想，以张仃、张光宇和钟灵他们几位同志为代表的、当时几个北平艺专和中南海搞美术的同志，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想到了用天安门这个形象来代表中国的革命历史，甚至于代表中国的革命政权，这一点是很有创造性的。后来周总理也向我父亲解释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JZ|>国徽的最后完成 　　1950年6月17日，才有了第三份国徽设计说明书，设计者为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这份说明书就是对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设计图案的说明。说明书中这样写到： 　　“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 　　1950年6月20日，政协国徽组确定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提交的国徽设计图案。正如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教授所说：“从最初的图案到最后，已经综合了无数方面的意见，这是我们特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电视片《共和国之徽》） 　　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事实上，在经过了以上所述的过程后，清华大学的图样当然会被选中，而且由周恩来拍板。只是，从6月12日上午梁、林重招旧部布置任务，到6月17日拿出图样定稿，短短六天，如此神速，如果没有政协国徽小组通过的张仃方案作为基础，怎么可能?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的建议后，梁思成把国徽定型浮雕设计交给高庄先生。高庄觉得国徽图案还有些不足之处，比如稻、麦秆向外弯曲，比较乱杂，对红绶的折纹等细部处理也不满意，他就修改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些非议。于是高庄给毛泽东写信，钟灵先生看过此信，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两句话：“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钟灵当时对高庄说：“有点过火了，”高庄摇头不语。张仃先生也记得当时他和钟灵好几次到高庄处看他制作的情况，而高庄也多次到当时的“美术供应社”与郭效儒等先生一起研究、磋商石膏模型。高庄把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的浮雕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完成了石膏模型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人员又做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1950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徽设计涉及了好几个方面、有近一年的过程，它是多方面参与、阶段性完成、集体创作的成果。但是，参与创作者的不同的分工和责任还是可以划分得很清楚的，主体创意：张仃；图纸成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营建系）；模型定型：高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