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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归路——记王选院士

1998 年第 7 期 · 人物 · 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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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22.BMP>   四月的清晨,微风拂面,碧空如洗,五四操场上飘着昂扬的歌声。   “现在走过来的是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代表队……”银灰色的运动服,他们走得很整齐。   最前面的是王选教授……稳健的步子,看不见他的目光,只感到一种力量。   静静地注视,然后是潮一样的掌声。   他是那天跑道上唯一的教授。   时光是一条河,流淌在人生的季节中。站在岁月的风景里,人无法留住过去正如当初不能预知今天。   那是共和国的第五个秋天,王选走进了北大的绿阴,肩上是一个年轻人所有的赤诚与梦想,脚下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   今天,经历了探索也经历了艰难,抬起头,他只说:“时间真快!”   仿佛只是瞬间,人生却已经走过年轻。但年华可以老去,精神却长盛不衰,他说:“只要奋斗了,就是无憾的一生。” <JZ|>难忘第一次   ——“要么不干,要干就一鸣惊人。”   1958年7月,21岁的王选毕业于北大数学系,开始了他长达22年的助教生涯。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刚刚起步的中国计算机研究面临着一次火热的“冲锋”。北大的决心是搞一台中型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王选作为主要设计人员参加了这个项目。   1959年,从春到夏,他把行李搬到实验室,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天亮之后铺盖一卷,接着画图。一天分作三个单元,从早上7点工作到夜里12点,有时连续工作20小时,调试最紧张的时候通宵达旦干了40个小时。1960年夏天,他出差到内蒙古大学时,趴在车厢里的小桌子上睡着了,这是王选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睡的头一个好觉。那是段不知疲倦的日子,伴随着日夜难以忍受的饥饿。那年冬天,他的晚饭只有三碗稀粥,一小盘黄酱,然后便是一个通宵的工作。   他垮下来了。年轻的生命面临着死神的威胁,“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低烧不退、胸闷憋气,连呼吸都困难,年仅25岁的王选将因此长期卧床,远离阳光,远离他的事业。l962年6月的一个午后,他踏上了回乡的列车。“永别了,同志们!”吃力的玩笑中透着许多凄凉。这一次离开北大,就是四年;这一次病倒,就是十年。然而,他却一分钟也没有舍弃他的工作、他的求索,就在那些病痛与心痛接踵而至的日子里,就在病床旁的小桌子上,他完成了ALGOL60编译系统,双重纠错码……他找到了创造的源泉。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他终于重新回到了阳光下。   “红旗机”是王选第一次作为逻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项目,尽管未能投入正式使用,却已经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忘我的拼搏精神。也就是在这第一次的奋斗中,他结识了人生的伴侣与知己——陈堃銶,从那时开始,他们一同走向了辉煌与坎坷相伴的风雨人生。 <JZ|>追求卓越   ——“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是无权过普通人的生活的。”   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中国的印刷业在铅与火中走过了400年。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印刷品占信息量的70%以上,国外每人每年获取信息量是1500个,而我国人均只有15个。这是一个民族的危机,这是一种文化的困窘。   1974年8月,国家计委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方案命名为“748工程”。王选渴望参加这项工程,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走出疾病的阴影,但心中那份热忱却在燃烧。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项目将给印刷业带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展下去,出现的将是出版形式和出版内容的更深远的革命。它将会影响人类的知识表达和知识利用的方式,将影响下一代的教育。”——一个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所昭示的是一个时代的来临。   照排机是这个工程至关重要的一个门槛。在先后四代技术中,王选选择了最先进也是最难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此时,他和他的同事面对的是其他五家单位雄厚的实力、激烈的竞争。当然,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技术本身。l975年,世界上最早开始研制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公司也不过处在试制阶段,尚未形成商品。而王选要做的是一步跨过他们40年走的路。   汉字的常用字在3000字以上,印刷用字体、字号又多,每种字体起码需要7000多字,这样印刷用汉字头数高达100万字以上,汉字点阵对应的总储量将达200亿位!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废寝忘食,着了魔似的盯住所有视野里的汉字。经八个月呕心沥血,王选完成了1∶500的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这是一项领先西方十几年的技术。不久,他又发明了汉字字形信息高速还原技术、不失真的文字变倍技术,那是1976年,他才只有38岁。   1976年9月21日,“748工程”正式选择了王选的方案,一项注定要震惊世界的发明在人们各种各样的注视下开始了艰难的爬坡。   最初的日子总有最难的问题:设备陈旧、资料短缺、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也就是在这种艰难中,王选构思着他整个发明中极辉煌的一页——高分辨率汉字字形发生器。   电子工业部领导向这支队伍投来关切的目光,学校也伸出了支持的双手,北大旧图书馆的一楼正式挂出了“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牌子,半年的时间里研究室与四家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一切都在蒸蒸日上,王选与他的同事们的创造灵感也纷至沓来。   l979年7月,中国第一张由汉字激光照排机输出的报纸轰动了北京。   1980年夏天,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成功地排出了样书——《伍豪之剑》。   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通过部级鉴定。   1982年6月1日,王选取得欧洲专利第82302816号——“中国的高分辨率汉字字形压缩技术”。   1986年4月,“华光”照排系统获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1987年10月,中国颁发首届毕昇奖和森泽信夫印刷奖,名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选。   1987年10月,华光照排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些成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哪一天我王选自己说‘这是我一个人发明的’,那一定是我脑子糊涂发昏了,而那一天也就是我科学生命结束的开始。”   这13年中,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日。春节的第一天,他和陈堃銶吃了方便面又进了实验室。40元钱的劳保工资王选拿了13年。他们习惯了这样清贫的夜以继日,习惯了在计算机的嗒嗒声中物我两忘,这一对知识分子用他们毕生的光华照亮了一个时代。   王选的路是一条大胆跨越的路,“在科学上要有所成就,就绝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而要处处争取领先。”这是他的信仰,是照亮他几十年跋涉之路的太阳。   倘若一个人的生命便是不停地攀登,还有什么样的崔嵬能够挡在他面前? <JZ|>顶天立地   ——“不管评价多高,市场用不上等于零。”   励精图治十几年,当“中华之光”终于赢得众口一词的欢呼、赞誉时,王选却仍未释然。望着眼前的原理性样机,他仍感到心头沉重。“国家给汉字激光照排研究投资上千万,成果变不成钱,我们就欠了国家的债。”这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   1988年,国家经委许可北大新技术公司作为生产单位参与王选发明的激光汉字照排系统的开发与生产——这就是今天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的前身。在默契的合作中,他们走出了一条“顶天立地”的路。“顶天”,就是要有创新的思想和方法;“立地”就是要做成可以应用的商品。为了加快成果转化,北大方正建立了内部“一条龙”机制,最高层是做上游的原理性研究探索工作的,技术的开发和次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都在这“一条龙”上,这样对研究本身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龙头”的脑子里有市场,就能注意从市场的需求中提炼出新的原理方法,使整个产业不断地有新的变化。   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从华光Ⅰ、Ⅱ、Ⅲ、Ⅳ型激光照排机发展到方正91型、方正93型,在中文排版领域,北大方正天下无敌。十多年前,全国没有一家简体字日报采用电脑照排,均为铅排,而今天几千家报刊社和上万家印刷厂、出版社和办公单位采用了上述国产系统。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印刷业将基本上告别铅与火。   1992年,方正销售额3.8亿元,一年的利税超过了十几年来国家在这个项目上的全部投资。   1996年,方正销售额逾40亿元,跻身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中。   面对这样的成果,王选总该长舒一口气了吧?然而他不知疲倦的心却仍在孜孜以求,也许真的是那句话:“凡缪斯注定漂泊,只有法利赛人才能安居乐业。” <JZ|>给你我的肩   ——“我今后的任务就是做人梯,让更多的年轻人超过我。”   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是当今中国惟一一个“五星级”单位,它拥有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身后还有大的集团公司在支持。   “一个好的实验室会涌现一批批的名人,每代都有不同的突破、不同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应向卡文·迪士实验室学习。一个人总得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估价。在新技术领域内,五十多岁很难有大的冲动和创新,因此要想方设法让年轻人上来,由他们做主,出主意,当然第一线的冲锋陷阵更要指望他们。今后十几年内对我贡献评价的重要标志是‘有多少优秀的年轻人能在我们单位脱颖而出’。往往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一个单位有一位领导名气很大后,常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不了新的‘名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几十年了,王选面对的是他的项目、他的发明,行政指挥之于他完全是另一种事业,而一旦担起这份责任,所有的尝试与努力便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王选。   首先要做的是留住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1990年,计算所的规定兑现,为已婚的无房户每人租一间生活用房,同时拨专款筹资建房。第一批20人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住房,其中包括4位有贡献的单身汉。在分房中他们不看资历、年限,而是看贡献大小,这样才能激励年轻人奋力拼搏。所里的技术转让费大头用于更新研究设备,每年投资300多万元。对于科研项目,他们不等上面批准,看准时机,马上就办,原因很简单,高新技术的竞争等不起。   “时代不同了,不能要求年轻人像我们当初那样,几十块钱一个月搞科研,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我已经不年轻了,搞创造发明最旺盛的时间已过去了,现在只能尽量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多出成果。”   现在,计算机研究所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几个重要的研究室的主任已由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担任;课题组长则大多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把这一切称为第二次创业,他仍旧葆有第一次投入时的热忱。他那缓缓的话语中涌动着一个科学家深沉的爱,他今生走不出那种热爱,走不出那份渴望奉献的情怀。   年华似水,匆匆间已经华发早生。43岁这一年,坎坷半生的王选升为副教授;54岁时他迈进了中国科学界最高层的专家集体,成为中科院院士。在漫长的科研人生中,他经历了不可历数的失望、挫折,也面对过近在咫尺的生离死别。   40年的感觉是一片秋,如秋的不只是收获的丰硕,还有那份动人的执著。   “倘若有机会让这人生重新来过,我还要走这条路。”带着一路风尘的渴望奔向远方,让年华的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不归之路已经芳草无际,生命的绿色在这里永不老去,一如你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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