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40.BMP> 　　50年代的马寅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七十开外，身体很硬朗，虽无鹤发，但有童颜。《新体育》杂志报道他，除了经常爬山，不管冬天夏天，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 　　第二个印象是人挺怪的。他请了李富春做报告,一开口，他并不尊称李富春为李副总理，也不平等地称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李先生”。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自称“我”，而是自称“兄弟”。在记忆中，这样自称的，在电影上、话剧里，大抵是黑社会分子，或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李富春开始讲话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听人说，他的耳朵不大好。又想到他是一个民主人士，解放以前和周恩来总理有很密切的交往，称兄道弟是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似乎只在学校的公众场合中出现，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很难具体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似乎距离非常遥远。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56年百花齐放的政策才提出来不久，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他说一个教师花上50分钟，慢吞吞地念的篇幅，学生最多只要20分钟就看完了；一学期下来，他作了一个统计，光在一个课堂里就浪费同学多少生命。这篇文章，很是深入人心，同学们奔走相告。这样，我又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他和我的联系了。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他又慢慢从我的感觉中消失了。直到1957年5月，北大大饭厅前面出现了“民主墙”，大字报满天飞了，中文系的几个学生为出版一个学生刊物（名字叫做《广场》）在大饭厅与小饭厅之间竖起“救救孩子”的横幅时，他在人群中出现了，人们看到墙上有马老为《广场》捐助人民币500元的消息。这时，我不能不对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很可惜的是，几天以后，他的助理，宣布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对于这个刊物“不大了解”。以我当时的想像力，完全可以推测出一定是有人对他施加了影响。他的形象，未免暗淡了下去。 　　过了一年，他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刊物《新建设》上发出来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与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毛泽东唱反调。后来就有一些学者对他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包括王亚南先生。但是他并不买账，继续坚持他的论点，进行反驳。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1990年我在德国才看到一本著作，说他此时最大的压力是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做一个检讨过关，他痛苦地拒绝了），最后弄到学校里要开会批判他了。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起初，只在哲学楼的一个教研室里开了一个小会，通过扩音器把会场内的发言和他的答辩向全校广播。我记得我是半躺在校园里一个小土坡上听的。马老并没有服气，仍然平静地坚持他的观点，他那满口浙江官话，除了我，周围的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清楚的。凭良心说，马老也不是没有把柄，例如，当时传为笑谈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如果不节制人口，将来就要侵略邻国；又说，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太快，是因为农村没有电灯。弄到后来，对他的批判发展到开大会大轰大嗡的程度。记得是由党委副书记冯定主持（有意思的是冯定自己在几年以后也挨了批判），很久马老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仍然是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底下就有人喊口号。马老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历史已经给马寅初以最高的赞扬，他的远见卓识已经得到举国一致的称颂。这也并不是说，马寅初的理论，就没有一点粗糙简陋之处。但他面对高呼口号的群众仍然能够从容自若，硬着头皮顶住，甚至还能幽默一番，这是当时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绝对不可想象的。像我们这样在当时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苟活的芸芸众生，每当回忆及此，都不能不在他的精神境界面前感到汗颜。 　　最可惜的是，历史对他的平反来得太晚了。当平反的通知到达时，他已经是百岁老人，坐在轮椅上，对于崇高的赞扬，除了木然的表情，脸上已经没有什么鲜明的生命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