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44.BMP> 　　我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是读鲁迅先生《估〈学衡〉》知道吴宓的。“文革”后期，我有机会接触吴宓，离开他以后，常常怀念他。我不曾因鲁迅先生嘲讽《学衡》而鄙视或敌视吴宓，也不曾因其大名而盲目崇拜吴宓。我接触到的是真实的吴宓，且让我将吴宓暮年的点滴事写出来，供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参考吧。 <JZ|>我怎么敢接触吴宓 　　吴宓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和教授，“文革”初期被学生批斗，打断了一条腿，“文革”后期，学院领导让他办了退休，在校闲居。 　　那时，我是西南农学院“待分配学生”。 　　西农和西师两校毗邻。“文革”前，西农党委书记李兰是西师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永清的夫人。“文革”中期，夫妇两人解放，还是担任两校领导。 　　我于1965年考入西农农机系。“文革”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们（多数为中共地下党员出身）1962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受毛泽东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讲话的鼓舞激励，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反映四川省领导人违背中央政策，大搞虚报浮夸，使四川人民遭受严重损失的真相，为此被打成“反党信件”和“反党小集团”，降三级贬到基层工作。我参加了对信件及写信人的调查。后来我当了“逍遥派”，独居一陋室，看了几本马、恩、列、斯写的小册子和《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小书。1970年大学毕业当铁道兵劳动锻炼，修筑襄渝线，不久患肾结石，带病劳动近一年。此后部队和地方开展“批、清”运动，同班同学揭发我这两大“罪行”，于是被上纲为“替‘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翻案”和“研究‘正统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送回西农接受审查。 　　不久，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毛泽东主席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的批示传达，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得到解脱。第二年，“三老会”的人纷纷平反，我自然也无罪了。 　　这时，我母亲已去世，女友离去，孑然一身，病已沉重，到成都治疗，在医院病床上开始自修文史；稍恢复健康，便以注疏鲁迅先生旧体诗为纲带动系统的自修。1975年秋天我返回西农，行前向先师张默生先生请教回重庆后向谁求教，张先生说：“西师徐德庵先生音韵学好，吴宓先生外语好。如你见到他们，请代我问好。” 　　回到西农，每天看病吃中药之外，便是上图书馆借书、看书，党委书记李兰对我有“笑容”了。我无拘无束，连“反革命”都当过了，还怕看吴宓受连累么？这便是我敢大胆接触吴宓的原因。 <JZ|> 吴宓拒礼 　　西农每月10日发工资，11月10日傍晚，我到北碚买了五斤苹果——两元钱，相当于月工资的百分之四，去看吴宓。 　　打听得吴宓住在西师教园某村二楼，因腿断过，走路不方便，学校请其邻居一个妇女照管他的生活。 　　十年前刚进西农时，西师中文系的同乡同学向我“提劲”：“吴宓是我们的系主任。吴宓是和鲁迅干过仗的。”“‘反右’以前，吴宓当外语系系主任时，神气得很，手提斯的克，匆匆忙忙。路上有人挡住说事，吴宓便说：‘什么事？快说！两分钟！’看着表，两分钟一到，不管对方说完没说完，提脚就走。”今日回想起来，真是十分感慨了。 　　找到吴宓居处，天已黑了。邻居指着小屋里床上躺着的人说：“那就是吴宓。” 　　这是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昏黄的电灯光下，吴宓已经就寝了。他头戴睡帽，欠起身来迎接我，一个干瘦萎缩的小老头。 　　这就是西师中文系学生们炫耀的当年留学归来与国务总理唐绍仪争爱的吴宓？ 　　我不禁感到悲哀。 　　我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奉上苹果，吴宓立即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要买水果来看我？我从来反对别人给我送礼！要买东西，我一个月退休工资280元，要买多少东西？你们来请教我的学问嘛！” 　　吴宓不容我分辩解释，斥令我将苹果扔出门去，如果不扔，就拒绝接待我。 　　僵持之际，也许听到了争执，邻居老太婆进来了，我灵机一动，将苹果送给老太婆，吴宓这才转怒为和，吩咐以后来时必须空手。然后，才叫我坐到他床沿上。 <JZ|> 吴宓自报逝日 　　为着尊敬长辈，我不敢坐吴宓躺着的床，退了几步，坐进墙壁下放换洗衣服的藤椅。 　　吴宓生气了，像小孩子受委屈一样嘟哝：“恭敬不如从命！叫你坐床，你就坐床嘛！那里是放脏东西的地方嘛！” 　　我遵令坐到床沿，吴宓高兴地说： 　　“你坐近点，我们才好说话嘛。” 　　吴宓听我表示拜望和求教之来意后，爽快地朗声说道： 　　“我叫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895年某月某日生。我留学过英、法、美等四个国家，我会几国外语。我已预测出我将在1977年7月1日这天死去，从今天起，我在世界上还能活600天！” 　　我不禁毛骨悚然，叩问吴宓怎么预测的。 　　吴宓坚定地说：“这是我的秘密，我不告诉你。总之，我的预测是准确的。” 　　我感到悲哀，便安慰吴宓： 　　“如果你的预测是准确的，那时如果我还在西农没有走，我一定来照料你，给你送行。” 　　吴宓坚定地说：“不！在那一天之前很长时间里，我已经昏迷不醒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来请教我的学问！” 　　其后，我每次去看望吴宓，吴宓第一句话总是说： 　　“从今天起，我还能活×××天。” 　　他用的是倒计时。 　　后来，吴宓1977年7月1日并没有去世，多活了半年时间。人们说，是由于打倒了“四人帮”，吴宓心情愉快所致。 <JZ|> 吴宓消怒 　　与吴宓相处，吴宓不谈俗事琐事，全谈的学问。 　　我告诉吴宓，我本名张自强，气太盛，太好强了，惹事生非，吃够了苦头。现在，决定改名“张涵之”，字“海若”，将一切都包涵了，宽容了，从此与世无争了。 　　吴宓不同意，说还是叫张自强好，就是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 　　在前，张默生先生主张仍名自强，也是吴宓这个意思。两个老师都反对改名，于是我未换“涵之”。说来也巧，三个月后，我又血气方刚，在北碚街头为捍卫周总理惹祸，被迫逃亡流浪四个月，又吃了许多苦头。 　　吴宓询问我是怎样注疏鲁迅诗、怎样做学问的，我答用卡片法。吴宓激烈地反对： 　　“用卡片，那是懒人的办法！用脑子记嘛！我从来反对用卡片！我从来不用卡片！” 　　我固执地不相信用脑子能记下那么多资料，吴宓被激怒了，气愤地斥责： 　　“你不要来看我了！每次来，你都要惹我生气！我不要你来看我了！” 　　我赔了许多笑话和不是，吴宓都难消怒气。 　　正当我忐忑不安，走不是，不走也不是时，吴宓问： 　　“你能说出多少非洲国家？” 　　我尽我记得的一一说了。 　　吴宓又问： 　　“你能说出多少南美洲国家？” 　　我又尽我记得的一一说了。 　　吴宓又问： 　　“你能说出四川省多少个县？” 　　我一口气数了一百多个县。 　　吴宓笑了：“你比我还记得多。” 　　于是，吴宓怒气消了。 <JZ|>我向郭老求助 　　我觉得吴宓很孤寂，我又忙于自修和注疏鲁迅先生诗，不能常去陪他，想起听人说他有个女儿在北京，是个才女，“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想来现在也许解放了吧？又觉得像他这样的学问家在重庆很少，西师院领导已经尽了力照顾他了，再要进一步改善他的处境，只有求更高部门，将他接到北京，在高级知识分子圈里，他会愉快些。 　　我想给郭沫若先生写信，但先得征求吴宓的意见。 　　果然，吴宓不同意给郭老写信，还反问我： 　　“他能帮我的忙吗？” 　　我说：“只能试一试了。” 　　过了一些时间，吴宓反而主动惴惴地问： 　　“信，你写了没有？” 　　他多么急迫地希望改善他的处境啊！ 　　遗憾的是，给郭老的信，杳如黄鹤。我也真是太天真了，郭老自顾不暇，哪能顾及吴宓呢？ <JZ|> 吴宓痛哭日记 　　开初，我听吴宓自报逝日，不禁悲哀，出自同情和义气，主动表示愿意甘冒风险替吴宓保存遗稿遗著，待将来条件允许时整理出版，吴宓说： 　　“这些事不需你帮助，我早已委托了可靠的人了。” 　　我又提出我愿意经常过西师去，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待将来有条件时，为吴宓写传记。 　　吴宓生气地说：“这些事，我也早委托有人了。你有什么资格给我写传记？你不配给我写传记！” 　　后来，有一天，谈到“四人帮”对文化的摧残，吴宓流泪了，拉住我的手，叹道： 　　“我担心我们国家的文化会亡啊!” 　　我尽力安慰吴宓，坚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不会亡灭，还以我从学农机转而自修文史，说明全国如我这样的青年不知几千几万，中华学术和文化必定后继有人。我还告诉吴宓，“四人帮”已尽失人心，早晚倒台无疑。吴宓既高兴宽慰又不无遗憾地说： 　　“很可能我活不到那一天了。” 　　吴宓深情地告诉我： 　　“‘文化大革命’，我最大的损失是我的日记完全丧失了。我从留学回国就开始记日记，每年一大本，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写了四十多本。写的都是每天看书的心得体会、思考的问题、我的学术见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考虑到日记的安全，把它们转移到了一个绝对安全、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1968年秋天）清队的时候，“春雷”（指“春雷兵团”，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群众组织）的头头谢自由听人揭发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就把我叫去，命令我写信给帮我保存日记的人，说我有用处，叫把日记还给我。我写好信，谢自由叫我把信交给他，说由他派人去取日记。帮我保存日记的人看到我的信，只好把日记交出来。不久，谢自由毕业分配走了，日记也就没有下落了。不知是谢自由带走了，还是留下散失了。有一册日记散落在成都一个旧书摊上，恰好让我的一个朋友发现，认出是我的笔迹，用钱买了，悄悄地还给我。我就只有这一册日记了。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损失……” 　　说到这里，吴宓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我不知道吴宓说的这册日记是真的散失于成都，有幸让成都的朋友发现而复得；还是保存日记的朋友交出时暗中留下了一册。 　　吴宓将日记的装帧等特点详细告诉了我。20年来，在成都地区，我一直注意旧书店、旧书摊上的手抄本，并经常向收废纸的人以及读旧书废纸的人打听，至今仍杳无踪迹。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吴宓的日记能被寻找到，出版发行，供研究者们研究，并以告慰吴宓之灵！ <JZ|> 吴宓爱学生 　　吴宓特别钟爱有才的学生。当外语系主任时，有个很有才的学生被分配到外地基层单位。吴宓认为这个学生去那里就埋没了，便叫这学生不服从分配，留在北碚，用自己的工资供养他。 　　谁料到后来的政治气候使这个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学生不能就业，吴宓也就一直供养他。这个学生当了临时工，娶妻生子，吴宓一直接济他。这个学生报恩，便照应吴宓的生活。 　　我想，1976年1月9日我在吴宓居室外见的杨溪便应是这个人了。吴宓当中文系主任后，改变了做法，每年都从毕业生中挑选一个最有才的，不让其留校，而让分到外地工作，要求这个学生每年回西师看吴宓一次，汇报一年的学识长进和成绩，来回路费由吴宓提供。有一位中学教员，1965年西师中文系毕业，是吴宓最后挑选的一个，有一年，因为没有什么上进，竟不敢回西师看吴宓。 　　吴宓爱学生，“文革”初期，却被自己的学生打断了腿，使吴宓受到很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