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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哲学

1998 年第 7 期 · 杂谈随感 · 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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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25.BMP>   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原因如下:   每天早上起来,我不用对着墙壁鞠躬说:“早啊,您哪!”   刷好牙洗完脸,我也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梳一梳,但是不用担心有人教训我爱虚荣。   锁好门,走到弄堂口,在小摊上买一个蛋饼、一袋牛奶,我想吃得至少比公社大食堂好吧。然后,我就站在摊子旁边,会有小中巴过来,售票员的态度永远都很好。   上班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很快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我可以直接回家,也可以跟狐朋狗友们去吃饭,没有人会拉我去排练《林海雪原》或者《白毛女》。   回到家,也不用看邻居们的脸色,我简直就没有什么邻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躺着也行,站着也可以。睡着了,也不用害怕自己的梦话会被人记录下来。   一天24小时,没有人打着“人类”的旗帜来烦我。   多少年来,我们都蒙着眼睛,摸着一头大象,揣测着它的形状,互相争吵着,而且一不小心,就像一只蚂蚁被它踩得稀烂。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人类”。   福柯说:人(类)死了。这是跟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后面说的。上帝死了,这句话也不是尼采最先说的,司汤达就说过一句俏皮话:“上帝的惟一优点就是他不存在。”但是从文艺复兴算起,上帝死了之后,活过来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而是人“类”。只要想一想“文革”,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把他干掉,把他也干掉……这个语气至今不绝。在我们的战争片里,每当出现敌军尸横遍野的场面时,总会响起激昂雄壮、喜形于色的音乐,因为死掉的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敌军,是我们人类的敌人。   和这个有点相似的要算法国大革命。尽管它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仍然享受着很高的待遇,然而,从贡斯当、托克维尔开始,一些明理的法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那只是一个“宏伟叙事”,用王小波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是一个“wrong story”。原因很简单,死的人太多了,而且都是自己人,这些人死的时候肯定很痛苦,很不舒服;至于那些没死的,互相监视着,提防着,也很痛苦,很不舒服。   于是,福柯们跳出来说:“人死了!”人死了,并不是说我们全死了,更不是说人类堕落了。人死了,我们这些个体就“一个个”地活过来了。   尽管我仍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但是我不再只是人类的一分子了。虽然我还是像一只蚂蚁一样渺小,但是大象死了,或者说,那头最大最虚幻的大象死了。我们再也不用蒙着眼睛去摸它,它也不会来踩我们。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妄图卸脱责任的反历史主义者、一个妄图脱离集体的自由分子。没有薪水,我肯定不干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薪水并不是全部,但是没有了它我会饿死;同样,作为个体的存在并不是我的全部生活,但是没有了它我肯定会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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