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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47.BMP> 　　编者按：本刊去年第8期刊登的《中德儿童谁更聪明》一文，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来函指出，部分内容失实。现刊登该所查子秀研究员的文章，予以澄清。 　　方子《中德儿童谁更聪明》一文引为根据的事实失真，所得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现将中德合作研究的主要情况及结果介绍于下： <JZ|>研究的起因 　　198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荷莱教授给本文作者寄来一信，询问是否有兴趣和他合作开展中德天才（超常）儿童方面的研究，信中提及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为新设一项中国和德国学者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研究提供资助基金。考虑到我国对超常（天才）儿童的研究和教育比国外有些国家晚了几十年，如能借鉴国外研究的手段和经验，以促进我国这个领域的更快发展是有益的，因而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合作研究的邀请。研究的主题为《中德儿童技术创造力跨文化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儿童技术创造能力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 　　我国心理学跨文化研究当时虽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在创造力方面的跨文化研究，可供借鉴的经验还很少。选用一组什么样的测验来衡量比较两国儿童的技术创造力，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选择被试，才能避免由于文化不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这两个问题是双方讨论最多的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双方同意以德方提供的一组技术创造力的测验作为研究考察两国儿童技术创造力的工具。关于选什么测验作为选择被试的工具，仅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 <JZ|>被试者的选择 　　1987年10月德国慕尼黑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荷莱教授和他的助手汉恩博士来到北京和我们举行了合作研究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关于被试样本，确定各建立两个年龄组，即5年级组（11岁）和7年级组（13岁）。每年龄组超常和常态学生各60人，各国取样被试共240人。我方被试样本选择完全根据双方讨论确定的上述原则。被试选自北京的海淀和西城区，共9所学校23个班级。方文中所提“中方高智少年选定北京八中少年班‘少四’和‘少五’两班的少年，正常智力少年选定实验二小和八中……”与事实不符。中德合作研究的中方超常组被试，不是选自北京八中少年班“少四”和“少五”，因为中德合作研究始于1988年，当时北京八中还没有招“少四”和“少五”班；中方正常智力少年也不是选自实验二小。在另一段，方文中又提出北京八中的招生：“面对2000名报名者，第一次考试选出1200人，第二次考试再选出800人，第三次考试选出100人正式录取。而参加这次测试的11岁组和13岁组的超常少年，则又是从这100人中选出的。”不仅中方超常组被试没有从这100人中选出，而且北京八中招收超常班学生从没有超过1200人的报名者，每次也从未录取100名超常学生。此外，中德合作研究选被试，与北京八中招超常班学生，完全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要求和标准，所用测验也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在中方超常组被试中，虽有少数北京八中超常一班和二班的学生，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万里挑一的超常学生。万里挑一的超常少年儿童智商应在160以上，中方被试中没有一人智商达到160以上，方文中所谓“德国的超常少年是百里挑一，中国的超常少年是万里挑一”的提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科学。 <JZ|>合作研究的结果 　　中德技术创造力测验，包括五个测验和三个问卷。这一组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是：从双方被试头两年各项测验成绩总体比较看，总对比数中，中方被试成绩高于德方的占总量的58.5％，其中差异显著的占24.4％。德方被试成绩高于中方的占总量的41.5％，其中差异显著的占15.3％。从各项测验比较看：实用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德方明显高于中方，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的成绩中方明显高于德方，技术物理理解测验和心理折叠测验的成绩中方略好，其余差异不显著。三项问卷中：技术活动爱好问卷德方学生的成绩明显高于中方，科学兴趣问卷中方学生的成绩明显好于德方，其余差异不显著。所以，总起来看中方被试的成绩略好于德方，但双方又各有其优势。德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技术活动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明显比中方学生好，这可能与德方学生从小摆弄和操作物体、从事构造模型、进行科技活动、修理家具或电器以及编写计算机程序等的机会比中方学生更多有关；中方学生图形、空间推理能力明显好于德方，可能与中国的文字有关。所以，成绩上表现出的差异，反映了两国文化和教育的不同特点。 　　尽管中德两国文化差异明显，这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还是向我们揭示了两国学生发展的一些共同趋势。比如，中德两国智力超常组学生的各项成绩，不论是大年龄组或小年龄组都明显高于其同龄的常态组学生，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智力是更基本的，因此为了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技术创造能力，也不能忽视智力的发展。三年成绩的发展表明，不论是德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们的技术创造力的成绩是随年龄（年级）的增长而发展、提高的。这说明文化背景虽有不同，但两国学生技术创造能力发展的趋势大体是相同的。 　　上面是中德合作研究的主要结果，然而，方文中仅列举中方被试优于德方的两项，接着便轻率地归结：“其他5项测验的各组得分，德方也明显显示弱于中方的态势。”并杜撰出：“……荷莱又知道，这一组测验结果却带有显而易见的反科学性……”以及“……1989年，中方超智少年参测者对知识的向往程度竟表现为他们德国同龄人的50倍”。这显然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JZ|>结果的发表 　　1991年春，德方合作者荷莱教授再次来到北京，双方就这项合作研究的结果如何进行总结交换了意见。1991年秋，为这项合作研究的总结又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评鉴会，双方在这个会议上报告了研究的做法和结果。会上专家们一致肯定这项跨文化研究的数据，认为是适宜的和有效的。会后，1992年德方根据双方在会上提供的材料，起草一份总结报告，交给了资助这项研究的大众汽车公司的基金会。事实并非如该文所提：“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索要结果，但很快便不再坚持，转而选择了沉默。” 　　1995年，在第11届世界天才儿童会上，会议专门组织了“中德技术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的专题讨论，双方在会上作了报告，公布了总的研究结果。会后，德方向国际天才儿童杂志投稿，该稿已于1996年11卷2期刊出。这项研究结果在我国国内刊物上用中文发表是1993年开始的，如：《技术创造力测验的结构分析——中德跨文化研究结果之一》（1993年刊登在《心理科学》第2期）。到1996年底，有关这项中德合作的研究，已有4篇报告以德、英、中三种文字正式发表。由于三年合作研究的结果内容较多，非一两篇报告能全部概括。我方现已完成一组论文共7篇，刊登在我国超常儿童心理和教育研究20周年的论文集中，以便能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研究的结果。 　　所以，这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并非像方文所写“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不是“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这项曾抱以厚望的调查研究都没有发表任何学术论文”；更不像方文写的那样：“德国方面没有办法写论文，他们认为测验不公平，更无法接受几乎方方面面都弱于中方的测验结果。” <JZ|>谁更聪明 　　中德这项跨文化研究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及，主要在于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儿童技术创造力发展的同异以及年龄、智力、性别等因素对技术创造力的关系，探讨差异形成的原因，了解对方文化和教育之所长，以便能吸取别国人之长，促进本国儿童更好地发展，而不在于比哪国儿童智能更高或更聪明。事实上，这项研究的结果也不可能说明哪国少年智能更高。因此，这绝非中德儿童技术创造力跨文化研究的目的。 　　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儿童中智力存在明显差异，智力中等的是多数，有一些少年儿童智力高一些或低一些，聪明一些或笨一些，而且也总会有一些少年儿童的智能会更高、更聪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一些少年儿童更聪明。儿童智力的高低、聪明的不同程度，不仅与先天的遗传有关，而且取决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因此儿童的智力不仅是多维、复杂的，而是多因素形成的。要对不同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下少年儿童的智能进行比较，从而断定究竟谁更聪明是困难的也是无益的。因为对智力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手段还不理想，传统的智力测验研究智力有其贡献和价值，但它并不完善。即使国际上公认编制得较好的智力测验也有局限性，任何一个智力测验都不可能测得一个人的全部智力，智商分数只能部分地反映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所以不能依靠智商分数的高低来判断不同民族少年儿童智能的高低。况且中德跨文化研究使用的是技术创造力测验，这组测验得分的高低自然也不能作为衡量哪国儿童智能更高或更聪明的指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