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5.BMP> 　　在深受水害之苦的中国，人们把洪水比做猛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将兴水利、除水害视做坐稳江山、安邦定国的根本策略，正所谓“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圣人之治，其枢在水”。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抗洪斗争史、水利发展史。 <JZ|>1、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水情，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水患，是中国最深重的忧患之一! 　　历代史料典籍留下了无数洪灾的惨痛记忆：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2155年间中国就发生了1092次较大的洪水，平均约两年就要发生一次。1931年的江淮大水，竟造成40万人死亡。 　　进入本世纪90年代，洪水灾害更是经年不断，6年中就有4年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一些地区甚至一年之内连遭两三次洪水袭击。目前，中国大约有1/10的国土面积高程低于江河洪水水位，偏偏这些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工农业总产值占到全国的70％以上。 　　水利专家警告说：中国已多年未发生全流域范围的大洪水了，因此，长江、黄河等发生大洪水的概率正在迅速增大。世纪之交的中国所面临的一大凶险，就是洪水之险，如果不早预防，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和社会的安定都有可能被“冲垮”。 <JZ|>2、千里长堤毁于脆弱 　　五六十年代，兴修水利的热潮轰轰烈烈，各地防洪工程风起云涌、纷纷上马。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共修建、加固了24.6万公里堤防，建成了8.5万座大中小型水库，修建了3万多座水闸。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防洪工程越来越暴露出了勉力支撑的疲态。许多修建于五六十年代的防洪工程，由于防洪标准普遍偏低，工程配套极不完善，加上年久失修，无力更新改造，一旦遇险根本就无法启用。 　　据统计，全国受洪水威胁的城市中，70％的防洪工程其防洪能力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230个中等以上城市随时会被洪水乘隙入侵。611个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424个城市的防洪能力根本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另有70多个城市干脆就是不设防的城市。 　　黄河，如果不采取分洪措施，黄河大堤只能抵御十几年一遇的洪水。启用三门峡、故县水库拦洪和东平湖分洪后，黄河大堤也只能抵御60年一遇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的主要堤防只能抵御10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其中荆江河段只能抵御10年一遇的洪水；辽河、松花江、珠江的堤防工程也只能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中国5万条较大河流中，竟然有80％是不设防的…… 　　洞庭湖区，是洪水的重灾区，防洪标准却在全国垫了底。长期以来，洞庭湖区的人民，前堵后封，疲于奔命，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保堤大战”：1996年洪水袭来时，益阳出动5000人的“敢死队”，凭借“人在堤在，人亡堤亡”的悲壮精神，顶风迎流，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死守住了胡子口隔堤；大通湖大围即将崩溃的危急关头，走投无路的护堤大军竟想出了一个绝招——用直升飞机运来大量土布，把27公里长的沙堤全部包裹起来，才算避过一场灾难；洞庭湖区护堤大战“军情”最为紧急的关头，甚至连狱中的囚犯也被调到抗洪第一线。在残酷的大自然面前，连邪恶的心灵都不由自主地激起了“共赴国难”的本能，有的犯人因及时发现并排除险情而立功，受到减刑、提前释放等宽大处理…… 　　令人费解的是，在洪水灾害如此严重、防洪大堤如此脆弱的洞庭湖区，竟也发生了头脑发热的毁堤案件。1992年5月，急功近利的华容县注市镇政府为了搞所谓的“土地开发”，擅自组织近800名劳力、200台手扶拖拉机，刨毁挖掉了近千米一线防洪大堤，使116万亩耕地和70多万人口失去了安全屏障。 　　长堤岌岌可危，水库亦令人担忧。据统计，全国8万多座水库中，竟有1／4的大中型水库、2／5的小型水库在带病带险运转。 　　1975年8月，淮河板桥、石漫滩水库因为老化而垮坝决口，狂泻的大水夺走了万余条猝不及防的性命，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极为惨痛的一笔。 <JZ|>3、悬顶的河流与萎缩的湖泊 　　江河，是行洪泄洪的通道；通江河的湖泊，则是吞吐洪水的“仓库”。然而在中国，因水土流失，越来越多的江河正在日益淤塞，河床不断抬高，有的甚至成为高出陆地的“悬河”；越来越多的湖泊正在逐渐萎缩。江河湖泊的防洪、蓄洪、行洪、泄洪能力日趋衰减。 　　黄河，曾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不肖子孙们在黄河流域无度的砍伐和疯狂的勒索，使这位伟大的母亲忍无可忍地震怒了；终于，黄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害河：频繁决口改道，祸水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祸患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黄河，由“文明的摇篮”变成了“文明的杀手”。 　　据统计，由于黄河上游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年均有4亿吨泥沙淤积在黄河河道内，河床每年平均抬高0.1米。日积月累，许多河段的滩面早已超出了陆岸高度，特别是下游，几乎完全靠两岸大堤拼命抵挡。目前，济南一带的黄河河道滩面高程比济南市高出5米，开封一带河道滩面高程比开封市高出13米，郑州一带河道滩面高程竟比新乡市高出整整20米……不难想像，这些河段一旦堤防失守，“悬河”里的大水将兜头而泻，长驱直入，横扫千野，毁文明于顷刻之间。 　　湖南洞庭湖区，自50年代以来，因水土流失已淤积了40多亿立方米泥沙，湖底平均淤高了1.7米，年均淤高3厘米多。淤积最厉害的澧水尾闾的七里湖，最大淤高13米，完全淤积成了平原，作为湖泊从版图上彻底消失。半个世纪以来，洞庭湖区因淤积而形成的洲土面积将近2000平方公里，湖面因此迅速萎缩，湖容急剧下降，芦苇疯狂生长，昔日八百里洞庭的浩瀚风采已荡然无存。 　　据统计，目前中国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每年50亿吨土壤涌进江河湖泊，相当部分淤积在河床湖底，悬顶的河流与萎缩的湖泊比比皆是，洪魔因此愈加猖獗。 　　水土流失，除了风力、水蚀等自然因素外，主要源于流域和湖区的森林植被遭到大量砍伐和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丧尽理智的自杀性行为至今不断，仅从1990年至1996年，中国有关部门就查处了1.61万起水土保持违法案。 　　洞庭湖的萎缩，并不仅仅是水土流失所致，更是毫无理性的人工围垦所致。六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人定胜天”的旗号下，抱着“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雄心壮志”，湖区对淤洲开展了有计划大规模的围湖垦田运动，不断蚕食湖面，并为从湖泊手中夺来了大片田地而欢天喜地、庆功不已。昔日中国“老大”的洞庭湖湖面，在水土流失和围垦造田的夹攻下，终于由50年代的4350平方公里萎缩成了如今的2691平方公里，在全国五大湖中屈居第二，调蓄洪水能力亦丧失了40％。 　　在那个丧失理智的年代里，这类“与水争地”、“填湖造田”的“愚公”剧不知上演了多少出。50年代，中国具有蓄洪能力的通江湖泊面积约有2万多平方公里，贮水量800多亿立方米。此后，这些湖泊被大面积围垦，蓄洪容量减少了350多亿立方米。1996年长江中游防洪几度历险，主要原因就在于周遭许多湖泊因长年被围垦，洪水吞吐功能已近衰竭。人类疯狂盲目的行径，招来的只是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JZ|>4、水欲静而人不止 　　河流，是最重要的载洪之道，洪水来临之时，河道的行洪、泄洪能力的大小，决定了能否顺利排除洪峰，也决定了水患的轻重。水欲静而人不止，形形色色的“开发者”、“利用者”，正在疯狂地向河流“入侵”、“扩张”，河道，正面临着被蚕食被践踏被堵塞的厄运!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条母亲河，然而自8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内涌来了一支支乱挖沙的“致富大军”，严重危及河道安全。1995年，湖南省桃江县境内资江河道上的非法淘金、采沙船，就多达1200多只!湖南省怀化市舞水红岩水电站下游3公里的河道上，个体采挖沙者竟挖掘翻动了30万立方米的沙砾石，弃置在河道内的鹅卵石堆积如山，令人瞠目结舌……挖沙淘金大战，已经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顽疾”。 　　湖南省常德市人防部门在修建“8501”人防工程时，曾经“躲”开河道主管部门，把一个个深坑挖到了常德市区沅水防洪大堤的脚下。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地方的建设部门和工程单位竟然将河道视为天然的“垃圾坑”、“污水处理厂”和“公共厕所”，公然倾倒大量的废土废渣，排放污水，造成不少河道面目全非、严重淤塞。 　　据统计，从1990年至1996年，全国共查处了10.6万起河道违法案，没有查处或查处不下去的还不知有多少! 　　辽河，原有泄洪能力为每秒5000立方米，多年来，因城乡工农业建设与河争地，与水抢空间，导致行洪能力损失过半。1984年洪水来临时，只能通过每秒2000多立方米的水量，因而发生多处决口，损失高达48亿元。 <JZ|>5、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牺牲 　　当洪水的进攻超过堤防、水库的防御标准，为防止崩堤、垮坝，确保城市、重点工业区、重要公路、铁路干线的安全，就必须主动采取分洪手段，将部分洪水引向堤防两侧的低洼地区。暂时储存和阻滞洪水，这就是蓄滞洪区的意义。 　　蓄滞洪区，其实就是牺牲的同义词。偏偏在这些险恶之地，人口众多，安全楼、安全路、安全台等“保命”设施严重匮乏，一旦启用蓄洪滞洪功能，转移人员的难度极大，即使人的性命勉力求全，财产也多半打了水漂。 　　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海河流域26处蓄滞洪区，人口420万，目前还有160多万人没有安全避洪设施；黄河下游滩区、东平湖和北金堤蓄滞洪区共有338万人，当花园口站出现每秒22000立方米以上的洪水时，就有270万人没有安全救生设施；长江，除了荆江、洞庭湖、杜家台分洪区有部分救生设施外，鄱阳湖、华阳河等分洪区的安全救生设施，均属一穷二白…… 　　安徽省地处淮河中游，境内淮河河段长达400公里。为了保住上游和下游的铁路、城市和基础设施，每次汛期水位一高，上级就要下令开闸蓄洪或炸坝分洪，安徽省淮河沿线2000多万人口，年年提心吊胆。 　　更大的困惑则在于，即使是全额公平的救济，也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生活在蓄滞洪区内的人民，长年累月担惊受怕，过着不安生的日子。庄稼种了又淹，房子建了又倒，心里能不窝火?当别人都在致富路上热火朝天奔小康时，他们却深深地沉浸在“生活没有奔头”的悲哀中。这些精神的痛苦和心理的磨难，又由谁来补偿?这份生命之牺牲，又有谁能够补偿? 　　正是安全、管理、补偿等机制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得蓄滞洪区的人民在焕发奉献精神的同时，也滋生了一股消极“抵抗”情绪。 　　在一些地方，蓄滞洪区的启用十分困难，所有的行政领导都不肯下命令开闸分洪，开人大会讨论时，也是人人拒绝投票，都想保住自己家这“一亩三分地”，让谁开闸谁就跺脚“想不通”。许多分洪蓄洪计划就这样在僵持中陷于流产，最后只好拼命加固堤防，硬堵硬顶，一旦崩堤，后果不堪设想。 　　1997年8月29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获全票通过，并从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中国世代相传、百折不挠的治水防洪大业，第一次进入了现代法制的羽翼之下。 　　当然，仅有法制的“堤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筑起人心的堤防、理智的堤防。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制服洪水猛兽，才能翦除久治不愈的心腹大患，也才能真正登上永保平安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