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8.BMP> 　　经济增长快的亚洲国家有不少人短期致富，成为新贵族。欧洲正相反，长期以来却有一种平民化现象。欧洲早过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社会已没多少迅速致富的机会，人们头脑中又植入了平民化的价值观。 　　一言以蔽之，平民化就是大人物不搞特殊，处事尽量与常人无异，套一句流行的话就是不摆谱。例子很多，无论政治人物还是富豪。卢森堡是欧盟最富裕国家之一，国虽小，影响力却大，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卢森堡前总理出任的。国家元首卢森堡大公常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大街上，随便和老百姓聊天，旁边没有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我一朋友长驻卢森堡，在一家中国金融公司工作，他说见大公是件很平常的事，大公没有国家元首的架子。 　　德国总理科尔又高又壮，肚子大，一看就知道好胃口。他的体重一直是国家机密，从未对外透露过。我见过有记者写他吃完菜还把盘子舔了，因为不愿浪费。西方人吃净盘中餐是正常现象，不爱吃的菜可以不要，要了最好吃掉。几次与法国有钱的银行家吃饭时，常见他们用面包将主菜盘中的菜汁擦擦送进嘴里，盘子擦得一干二净。科尔吃得多了，他甚至有兴趣和夫人合著一本食谱，在德国销路颇好。 　　法国前总理朱佩是个工作狂。他当外交部长时，一次访问美国，一天中安排了近10个约会，连坐下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拿块三明治边走边吃。当总理后，一次到某地视察时接受采访，我从电视里看见他手拎一只超级市场塑料袋，几分钟采访过程中始终像老百姓那样拎着，并不觉有失总理面子。一旁既有助手又有警卫，也没见眼明手快者接下这只塑料袋。至于西方政府首脑或大老板出访，自己拎公文包更普遍，但是在中国专有人为首长拎包，因而有“拎包的”这一自嘲的说法。 　　朱佩1997年大选后下台，接替他任总理的是社会党领袖若斯潘。若斯潘出身没什么背景，在大学当老师，平民作风更明显。社会党开代表大会时，作为党魁，他殷勤地为邻座人端咖啡，使人感到十分自然。 　　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时拒绝乘防弹轿车，他认为没必要把自己与老百姓隔绝，因为中国是个热情友好的国家。他还不肯住钓鱼台国宾馆，要求和随行部长及记者同住北京王府饭店，方便与他们交换意见。他几次像普通客人一样在饭店大厅和众人谈话，往来的其他客人并未感到不便，却令饭店管理人员紧张，因为他们一方面得保证法国总统的安全，另一方面还要照常营业。 　　至于英国，80年代我就见过报道说撒切尔夫人贵为首相，早晨有时间仍为丈夫煮牛奶煎鸡蛋，行妇人之道。北欧平民化思想更重，瑞典前总理常亲自上市场买菜，老百姓见惯了，不会堵住他的去路没完没了地请他签名。 　　法国有一年一度的开门节（或称国宝日），并非节日，而是政府大门敞开的日子，届时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一些机构免费供民众参观，已连续十几年举办这种活动了。总统府、总理府、国民议会、市政厅等既是历史文物，又是当今政府要害部门。在9月一个周末的两天中，你如果有力气排队的话，可以从早到晚尽情参观。 　　我们那次分别参观了总统府爱丽舍宫和国民议会波旁宫。去总统府那个早上，开始队不到200米，以为顶多排两小时，结果排两小时后，队还是那么长。这时一个警长模样的人在队旁巡视，找老幼病残者出列，免排一段队。我们将5岁的女儿抱在怀里，果然引起警长注意，他请我们越过前面近百米的队直接进去。那天我们三个大人带一个5岁小孩至少省了两小时排队时间。队列中有人看我们受优待，开玩笑建议我把另一女士也抱起来，那样能省更多时间。事后有别的朋友直后悔没把我们小女儿借去，他们足足排了4小时。 　　进了爱丽舍宫才发现队伍进展慢的原因是人们参观时无人催促，大家仔细观赏，不急于出门，里面人出去不多，放人进来的速度自然不快。女儿在参观途中尿急，警卫破例让她使用了节日厅的厕所，只是她年纪尚小，入厕后没能对我形容里面的豪华。爱丽舍宫节日厅里两排水晶吊灯衬托着19世纪天花板上的浮雕，一根根镀金槽纹圆柱，四壁是名贵的戈普林挂毯，气度非凡。这里每一件古色古香的家具、装饰品都有一段故事。参观结束后，从电视里得知希拉克总统和夫人中午出来与参观者见面，闲话家常。 　　国民议会又名波旁宫，是1722年为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建的，由此得名。1830年起用做国民议会，拿破仑当皇帝时把它临塞纳河的一面改成柱式门面，以便与河对岸雅典风格的玛德莱娜教堂遥相呼应。波旁宫内部设施也很豪华，只是议会辩论厅相对朴素，像一间扇形阶梯教室，比想像中的小，议员座位也没有扶手。有些议会辩论是允许民众旁听的，只需事先订座，这里毕竟是表达民意的地方。开门节这天，国民议会议长法比尤斯亲自做导游，讲解各派的席位和辩论方式，参观者甚感亲切。 　　政治家的亲民举动或许多少有树立形象、维持选民的目的。但是社会上有钱人也很少摆谱。像在亚洲被称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球，在欧洲是一项相对普及的运动，大家都可去公共高尔夫球场打球，价格并不贵。即使是会员制的球场，大部分也可以申请加入。西方高尔夫球场不设球童，打球者自己拉球车，真嫌累走不动的话，可选带机动球车的球场。只是职业选手打球时，才有人跟着拎球杆，而亚洲包括中国大陆的球场，似乎没有球童就不够排场。 　　到了瑞士，百万富翁随处可见，他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去小酒馆喝酒，不会向人炫耀财富，名片上也不印满头衔。在挪威，人们认为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关于物质生活没有人可享有特权，亿万富翁的孩子和电工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挪威的例子或许极端，那里富人不敢露富，宁可把私人游艇泊在远处的海湾而不愿开香槟酒宴客时吵到邻居，夸张性的私人消费被视为罪恶，会遭到同胞指责。 　　办公室装潢也能说明东西方差别。80年代西方企业办公室个个比中国的办公室水平高，那时中国还没有装修概念，办公室既乱又破。90年代，情况正好调了个儿，西方老板的办公室没什么变化，中国老板的办公室则富丽堂皇，有的像高级餐馆的包间一样，空间大，材料好，还用进口办公家具，与普通职工的办公室反差很大。欧洲企业家与员工的办公室则看不出这么大差别，他们以实用为原则。 　　所以如果欧洲人摆阔的话，反而要当心了解他的背景，以免打交道上当受骗。我曾见过一名犹太人老板，接待中国来的团组时，为显示自己是有钱人，不仅请了中国女孩当翻译，还开了一辆英国老爷车，跟罗尔斯罗伊斯一样气派，车身又高又长，法国很少见那种款式。车行街头已经招惹了不少目光，我们站在餐厅门口看他停车，然后以这老爷车为话题就谈了10分钟。饭桌上他言谈话语流露自己不凡的家族背景。不久我回国出差，正好与他同机返巴黎，我想这是个机会，要看看他是否坐头等舱，因为他在巴黎谱摆得够大，我不愿国内朋友被他虚张声势所迷惑。飞机起飞后，我特意找了他一下，发现他不仅没坐头等舱，连商务舱都没舍得坐，而是在经济舱的座椅里呼呼大睡。那个航班旅客很多，他居然占了两个座位。下飞机时我主动打招呼，他认出了我，脸上并无尴尬。 　　平民化本来不是欧洲传统，它随着社会进步一步步演变而来。欧洲历史上是王权政治，等级阶层划分明显，所谓贵族气质、绅士风度、骑士精神都指上层社会。长期以来老百姓与领地一样是他们的附属品，生杀大权被领主操纵。欧洲人进入海外扩张时期后，在全世界推行奴隶制，以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划分越来越明显，最后爆发了阶级之间的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和列宁的革命实践都产生于这块土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冲突演变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冲突。 　　经过历次暴力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旧贵族瓦解，中产阶层开始形成，阶级的概念变得淡漠，取而代之的是阶层概念。西方政府为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利用税收制度将社会财富再分配，越有钱缴税越多，以此缩小贫富差距，力图创造更多有产者。二战后许多国家又实行福利制度，给国民以医疗、退休等保障。更重要的是，民众学会了以民主手段参政，以民主方式为本阶层争取更大利益。表面看，今日欧洲已经不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而是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矛盾。各党派对民主的认识基本是相仿的，在执行的政策上倒是分歧较大。为执政他们都需要拉选票、拉选民，这样他们就不能使自己有别于普通民众。 　　柏林墙的倒塌代表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东欧国家纷纷倒向两方。受此影响，西欧各国90年代初几乎都是右派当政。几年后峰回路转，1997年的欧盟除一两国外都成了左派的天下，这说明左派的社会基础相当雄厚，往往代表中下层平民。从价值观上讲，西方人经过了富裕时期、战争、殖民的结束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珍惜平静生活，享受大自然。许多人的梦想是拥有乡间别墅，不是一天到晚做赚钱机器。赚钱目的是生活，而不是赚更多的钱以高人一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透露过，她最快乐的时光是结婚最初的18个月，身为公主没有国家重任，随海军丈夫赴马耳他基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