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24.BMP> 　　以前常听到考察过西方社会的人士说，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是西方人很讲社会公德，汽车一遇红灯无论如何也会自觉地停下来，特别是遇到有人要过马路，必定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过。这次西欧之行，我对此也较为留意，发现情况果然如此。 　　出国考察过西方社会的中国人，之所以对这种在西方人眼中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情感到特别，以致于留下深刻之印象，是因为中西的反差。在中国，十字路口上，只要没有交警，不少汽车可不管红灯黄灯，照样“勇往直前”。汽车遇上要过马路的行人，可不会主动让道，而是按着喇叭耀武扬威飞速而过。 　　中西方出现这种反差，并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以来传统伦理文化沉淀的结果。 　　在西方，车让人的习惯，来自于以下三种伦理文化渊源。其一是人道主义精神。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精神日渐流行，平等的观念，尊重人的思想，贯彻于社会公共生活之中，消抑着因门第、财富而造就的等级主义和特权思想，为车与人之间的“礼让三先”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其二是公民意识。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国家走上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民众的契约观念，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培植起民众的“公民意识”，把遵守社会公德视为一个“公民”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三是文明的历史。如果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西方的现代文明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积淀，它将列宁称之为“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在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提升和积淀，而成为一种文明传统。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车让人”。 　　相反，在中国的伦理文化传统中，我们虽有过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甚至也有过所谓的“古典人道主义”，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已成为传统社会生活的根基。在这种根基之上建造的封建专制制度，泛滥着等级主义精神、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主宰着整个社会生活。庶民如草，价值几何?坐在轿子上的官吏们，自然高人一等，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坐在小汽车上的“公仆”们沾了祖宗的光，当然也没有自己让道的“道理”。 　　此外，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生活在狭窄、封闭的圈子里，家庭和家族利益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唯一利益，从而滋生出牢固的家族主义精神。而传统国家在本质上只是家的扩大，是帝王一族之家，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臣民与帝王的关系，是奴仆与主子的关系。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可言；这种强制性的义务对民众来说是一种枷锁，人们向往的是一种“桃花源”式的无政府理想。正是这种家族主义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使中国人毫无现代“公民意识”，使中国人的“社会公德”范围局限在家庭、家族、乡里、亲友、熟人之间。在这个圈子里，他可以是一个讲“社会公德”的人，一旦越过这个圈子，其行为就往往发生变异，因为这时的“社会公德”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异己之物。 　　虽然传统社会已成过去，但在传统时代里生成的传统意识和习惯至今依旧残存。而在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既缺乏现代法治制度，也缺乏现代经济基础，因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传统陋习人们还习以为常。所幸的是，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为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目标。这些都为我们建立现代文明、建立现代社会公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