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20.BMP> <JZ|>留给我童年的记忆是永远劳作的母亲和挥动拳头的父亲 　　留在我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是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麻袋穿过一望无垠的田地，我清楚地记得麻袋与齐胸高的棉花秆摩擦时所发出的声音，以及那扬起的尘土味和湿漉漉的汗水味。那个妇女穿着男式马裤，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不时地回过头来对坐在麻袋上的3岁小男孩笑一笑，而小男孩的头发已经像她摘的棉桃一样，白花花地沾满了棉绒。这一段记忆完整地概括了母亲当年辛勤的劳作，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方式带大我们兄弟3人的。因此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母亲生长在生活艰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田里耕作。而母亲所目睹、所经历的惟有贫穷。 　　母亲17岁便结了婚，而我父亲却是一个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男人。每次喝完酒，他就会对身边的人大声叫喊、拳打脚踢，而母亲总是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我们，让我们躲开他那残酷的拳头。 　　那时父亲经常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弃母亲于不顾。1959年夏天，在父亲又一次离家而去时，我降生了。直到我快两岁时，他才重新回到了家，而5岁的哥哥山姆早已忘记了父亲的模样。 　　弟弟马克出生后，父亲再一次弃家而去。最终在1966年2月的一个下午，母亲收起所有的骄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搬回了外祖母家。由于房子狭小，母亲只能睡在沙发上。 <JZ|>少年时我也曾为贫穷的家庭和衣衫褴褛的母亲感到羞耻 　　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母亲摘上一天的棉花只能赚上几块钱，而其他时候她去剥甘蔗皮、摘西红柿、捡山核桃，一年到头总是弯着腰辛苦地劳作，支撑着整个家。清苦、操劳的生活过早地夺走了她的青春与美丽。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母亲还要为别人熨衣服。我们的床上总堆满了要熨的衣服。有时我半夜醒过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仍在那里熨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熨一件衣服只有几分钱，母亲却依然日复一日地熨着。 　　母亲为我们申请了救济金与免费午餐，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她都会排队去领取政府发放的奶酪。虽然以她骄傲的性格，她最不愿意接受施舍，然而为了我们兄弟3人，她放弃了自己的准则。有时我们兄弟几个也会到垃圾堆里去捡一些铜线、铝块和饮料瓶，拿去卖了钱，交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每天她上街也只是为了去买些食物。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原来她是担心自己土气、苍老的样子会给我们丢脸。 　　我从来不记得童年时自己曾为母亲的相貌或装束感到羞耻过，但当我开始注意到异性，并和她们交上朋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希望母亲能多呆在家里，而不要常常上街，以免让我的朋友们见到她。 　　记得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我与一个出身显贵的女孩子的关系很亲昵，而对自己的家庭环境，我只字未提，我觉得她不会对此产生怀疑的。 　　突然有一天，那女孩带着女伴儿到家里来找我一起去野餐，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走进我们小得可怜的客厅，看到布满窟窿的沙发和破旧的地毯以及那连灯罩都没有，光秃秃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时的表情，而当她们看到穿着裤腿从膝盖处截断的旧裤子的母亲时，更是惊异无比。 　　我为自己生于如此贫困的家庭感到羞耻；而更糟糕的是我为母亲感到羞耻。 <JZ|>工作后我承诺给母亲买一幢房 　　工作后，以前的那种窘迫感早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却为自己当年无知的虚荣心感到羞愧。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经常给母亲买些东西、帮她付医药费，而我真正想为她做的事情却远非自己的能力所及。 　　母亲从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因此我对她说，将来要为她买一幢房子，她只是点点头，认为那仅仅是个梦而已。 　　其实她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想要一幢房子，甚至不曾暗示过这种愿望，但只要你和她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听到她对别人房屋的样式津津乐道，并看到她那种羡慕的表情时，你便会知道她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 　　本来我是可以靠贷款为母亲买一幢房子的，我却担心若是发生什么意外，自己无力偿还贷款，买来的房子便会被银行收走，与其那样倒还不如不买。 　　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偏巧又是美国收入不高的职业之一——记者，但为了实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在银行开了一个储蓄账户。 　　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地区的小报社逐渐转到大城市的著名报社，后来我成为了美国十大报纸之一的《圣彼得堡时代报》的一名记者。 　　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母亲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稿子，就会剪下来精心地贴在一个本子上。我的文章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历经坎坷与磨难的人们，我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是因为我的母亲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她所教给我的道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 <JZ|>我终于把普利策奖放到母亲手里，这是生活对她的报偿 　　1994年我进入记者职业的圣殿——《纽约时报》工作，而报社所在的那幢大厦正是母亲以前曾经做过清洁工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母亲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奖，当我告诉她要带她一起到纽约去领奖时，她却拒绝了。我想她或许是害怕到时会被报社里的人认出来，再叫她去擦桌子。我也只好作罢。 　　我获奖的消息传开后，母亲的电话便每日响个不停，多年未联系过的亲属、我过去的老师，甚至是完全不相识的人都打来电话，说他们为我获此殊荣而感到骄傲。就连在街上碰到以前见面从不说话的那些人们，都会向母亲提起此事。 　　颁奖会前夕，我最后一次打电话请求母亲与我同去领奖。“我考虑过了，如果别人都如此重视这件事，那么对你来说一定更是重要，我想我还是应该去。”我听她这样说，兴奋得几乎握不住手中的听筒。 　　母亲很少惧怕什么，小时候我曾亲眼看她用一根断了把的耙子打死过一条响尾蛇。但在颁奖会那天的午餐会上，她却害怕了。当我们走进人头攒动的餐厅时，我扶着她肩膀的手感到她在剧烈地颤抖。 　　接着报社里的编辑纷纷走过来对母亲说，她教育出了一个好儿子，而吃饭时我们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坐在同一桌，他对待母亲的态度好像把她视为女王一样。 　　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因生活的艰苦、穷困与不幸而哭泣。但那天当我把领到的普利策奖放到她手里时，我第一次看到她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问母亲的感受时，她说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那种盛大的场面和那些大人物，“真高兴我还是决定来了。”她说。 　　1996年，我终于实现了为母亲买房子的诺言，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找到了一幢母亲合意的房子。 　　“这是我在做梦，对吗？这只是一个梦。”当我们正式搬进属于自己的房子时，母亲不敢相信地反复问着我。我告诉她这并不是梦，而是生活对她的报偿。 　　然而母亲却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没能使3个儿子过上优越的生活。 　　但我却始终相信凡事有因果关系，我自豪母亲靠摘棉花、熨衣服带大了我们兄弟3人，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才能获得新闻界的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