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4.BMP> 　　今天的青年人，已经不大知道什么叫“帽子”了，即或知道，也很难掂量出它的分量——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穿衣戴帽的帽子，而是历次政治运动所制造出来的形式多样、尺寸各异的政治“帽子”。土地改革时，有“地主”“富农”；反胡风时，有“胡风分子”和“胡风骨干分子”；反右倾时，又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到了“文革”，花样就更多了，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样排下来，知识分子才排到了第九位，戏称“老九”或“臭老九”。老九并不是“帽子”，但“知识分子”在“文革”之世也已是“准帽子”了，同“可教育好子女”可以排在同一档次，都是要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这种政治性的“帽子”，可不像服饰中的帽子可以遮阳、挡风、保暖，它是无形的，但却是沉重的。这沉重的“帽子”，可以压垮一个人，可以压垮一个家，而且横挂九族，纵连三代。一个人只要戴上了一顶这样的“帽子”，便永世不得翻身，连带着亲人好友都要受到牵连了。尽管政策上有改造得好可予摘帽的规定，但摘帽并不等于无帽，因为那“帽子”依旧如影随形、伴你终身。一位曾经被定性为“右派”的朋友苦笑着对我说：“戴上‘帽子’，我是右派；脱掉‘帽子’，我是摘帽右派；甄别之后，我叫错划右派；平反改正，我成了改正右派。我这一生，脱不了‘右派’这个雅号，即便死了，大概悼词中也要称为‘前右派’了。”这话像是黑色幽默，却道出了实情。我一直在琢磨，能想出“戴帽子”这一绝招的，一定是对中国历史深有研究的政治天才。没有判刑，却形同罪犯；没有入监，却同样与人群隔绝；它叫人时时记住你是不可接触的人，又叫你时时意识到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不需要大造监狱，就可以收处处为监之效。“划地为牢”的德政，与之相比，不过形同儿戏。即便摘帽，“帽子”依旧拿在“群众”(实际是领导)手中，随时可以重新扣上，条件是你必须永远记住自己的有罪和感戴先替你戴上、后为你摘除的那人的恩德。 　　我确实以为这是一种“天才的创造”，至少不亚于断头机或电椅的发明。后来翻的书多了，才知道这仍是参照了祖宗的成法，不能都算做创新，发明权还是得归还老祖宗。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添了一分景仰，多了一分理解。 　　那回翻的是大清朝的奏折，忽然发现奏事的官员署名甚是奇特： 一位是“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刑部，兼管户部三库，掌翰林院事，兼管镶黄旗满洲都统事务，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又从宽免其革任臣舒赫德”； 　　一位是“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红旗满洲都统，协领步军统领衙门刑名事务，革职留任臣官保”； 　　一位是“经筵讲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又从宽免其革任臣程景伊”； 　　还有一位是“经筵讲官，正蓝旗汉军都统，仍兼吏部左侍郎，兼办内务府大臣事务，兼管上驷院钦天监事务，公中佐领，降十级留任，又革职留任臣迈拉逊”。 　　这几位的官职可都不能算小了。大学士、太保，都是正一品的官；尚书、都统，是从一品的官；就是侍郎，也还是正二品的大员。这些现职的大官，既已蒙恩免予处分，为什么在上奏折的时候还要把这受过处分的陈年旧账一项一项开列在案呢? 　　拿舒赫德来说，他是满人，雍正朝的旧臣，乾隆继位之后，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擢拔，从内阁侍读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一直升到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中间虽然也曾两度革职，但都很快复职，并加升迁。从上引舒赫德自报的官衔就可以看出乾隆对他的倚重。他的两次革职，都是为军事上的事务。一次是乾隆对他起了疑心，一次是因为军事行动的失利。 　　这样一位心腹大臣，既然已经撤销了处分(从宽留任、免其革任)，为什么还要他每次启奏时都再把革职之事重提一遍呢?这就是乾隆御下的权术。革职，是乾隆制造的一顶“帽子”。戴上它就是罪臣，拿掉它就是大臣。乾隆给舒赫德先戴上这顶“帽子”，令他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再给他摘掉“帽子”，又加信用，使他浑身通泰、感激涕零。然后，乾隆就把这顶“帽子”牢牢地拿在手里，就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砍下你的头颅。他之所以要受过处分的大臣每次自称都要把所受处分和所受“加恩”(免予处分是皇上的恩典)重述一遍，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头上高悬的“帽子”，更不要忘记操纵这“帽子”的至高无上的皇上。看到这么多的大臣，都屈服于“帽子”的威严之下，乾隆更视之为驾驭群下的法宝，不肯轻易抛弃了。舒赫德头上的“帽子”是在他死后才最终摘下的。钦定的墓志铭里对他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说他老成端重，练达有为，勤劳匪懈，皇上倚毗良深。墓志铭的最后，皇上说了，“其任内革职降级之案，概予开复”。不到最后的一刻，皇上是绝不肯放下那顶“帽子”的。 　　这种统治术，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因为它要造成的是一人为雄、万夫为雌的局面，是一人君临、独裁一切的局面。独裁者必须要有制裁群下的手段。没有这种手段，他就会制造出来，“帽子”特其一也。 　　已经进入人民民主的社会，不应该再用这样的手段。法制社会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一切违法者，但不能在法律之外再随心所欲地制造“帽子”及种种非法的手段。即便是最高的领导，也同样既不能法外施威，又不能法外加恩，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宣布不再搞所谓“政治运动”了，连带着，“政治运动”的副产品——各种各样的“帽子”，也应当永远抛弃了吧。或许，还有人对“帽子”依恋成癖，那大抵是因为他从未有过“加冕”的殊荣，而一向是替别人戴帽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叫他先尝一尝戴帽的滋味，然后再同他讨论“帽子”的去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