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大将之死 　　“可以告诉我吗？你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去联邦德国治腿？要是不去，他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去世已经将近9年了，在这9年中，有多少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啊，这里面有成熟的长辈，也有初谙世事的年轻人，有相交极深的朋友，也有从不相识但满怀善意的陌生人。现在我也许有能力，也应该面对这么多关心我们的，并对父亲的过早去世痛惜万分的人做出一个回答。我也真的早就想鼓起勇气试一试。因为，它也是一个日夜缠绕着我的问题。 　　从1966年3月18日起，父亲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条腿，父亲比别人多受了不知多少屈辱和痛苦。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父亲心灵上的巨大伤痛。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伤痛多少与他自己在那一瞬间的软弱和轻率有关。 　　早在父亲重新工作之初，他就听医生讲过，如果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的左腿的功能可以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一个70多岁的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目前国内施行这种手术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技术还不够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父亲也就没有再提。我们以为，父亲真的已经死了心。不久，组织上请了两位联邦德国的专家来给父亲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的假肢。想不到，父亲又旧话重提，向两位专家详细询问了国外进行这种手术的情况。两位专家的意见使父亲又得到了新的希望。 　　不过，这一切都还不是父亲最后下决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1973年的春天，母亲在健康体查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生长得很快。结合母亲原来患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怎么办呢？ 　　母亲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她的心里是很清楚的。她知道凶多吉少。一开始，她对于医生动手术的建议并无多大信心。她想到的只是怎样让父亲晚一点知道这个消息，怎样让这个消息给父亲带来的打击小一点。其实父亲是差不多同时和母亲知道这个坏消息的。那时候他也因感冒住在301医院。母亲住在5层，父亲住在6层。那几年，父亲从外面开会回医院来就先上母亲的病房。母亲说，那几天父亲天天来，开会开得多晚都要来，他自己也还是个病人。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母亲忽然就明白父亲是知道了这一切了。有一天，天很晚了，父亲从京西宾馆回来，又到母亲的病房里把一切都谈开了。父亲还对她说：“动手术，开刀！一点也不要犹豫。医生说了动手术就听医生的。你别担心，医生已经跟我说了，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动了手术就没事了。”可是父亲的内心却很痛苦，他对我们说：“妈妈长了个东西要做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5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也鼓起了勇气，决心听医生的话动手术！争取最好的结果。 　　母亲是3月13日动的手术。那一天，父亲一直守护在手术室外面。手术的当时就经冰冻切片证实，病变是恶性的，而且是乳腺癌转移到肺。所以医生们切除了母亲的那一叶肺。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父亲，我们不能熄灭他心中认为那病变是良性的最后希望。我们鬓发斑白的双亲已经受过了太多的磨难。 　　但是父亲并没有相信我们的话。几天以后，在父亲的再三盘问下，一位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志说走了嘴，这个不幸的消息终于还是被父亲知道了。 　　这位同志离去之后，父亲和衣倒在床上，看得出来，他的情绪烦躁极了。他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头上全是汗。当时在场的只有哥哥猛猛和嫂子燕燕。猛猛想分散一下父亲的注意力，就对父亲说：“爸爸，我给你读一段报纸吧。”父亲还是不说话。这时护士同志把饭送进来。燕燕给父亲盛好饭送到他身边。父亲坐起来把碗送到嘴边，急促的呼吸却使他难以下咽，看到父亲痛苦不能自制的样子，燕燕不忍再劝，赶紧夺下父亲手中的碗说：“爸爸，现在不想吃，就一会儿再……”这时候，父亲轻轻地但很坚决地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先回家去吃饭，我要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猛猛和燕燕刚刚回到城里的家，电话铃就响了。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父亲在哥哥嫂子离去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询问，又怕出事，所以让猛猛、燕燕赶快再去。两个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6楼，推开父亲的房门时，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从床上走下来，正坐在桌子边吃饭。他的神态非常镇定，与刚才判若两人。父亲对他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猛猛和燕燕都说，父亲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手术以后，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我们的心里也高兴起来。我们也对母亲说，她肺上的那块东西是良性的，根本没问题，手术拿掉了就没事了。母亲并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是她懂得我们的意思。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就在积极地做着出国治腿的准备，他要尽快实现在以后的时间里照顾母亲，让母亲尽可能的愉快的诺言。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也很重视父亲的要求，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的问题。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就落实下来了。 　　母亲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很不高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还是说没定，再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瑞卿争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关键时刻听他的。” 　　就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母亲跟随着急切的、对自己未来充满美好信心的父亲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度。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多么深长的情意。 　　…… 　　8月1日，母亲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父亲，母亲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父亲在病房里照了一张像。父亲的情绪很好，母亲一直呆到很晚，父亲催了几次，母亲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父亲说：“走吧，走吧，我已经服了睡前药，明天还做手术。”她永远忘不了，父亲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了摆手，她觉得父亲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竟成了永诀！ 　　本来说好了8月2日7点钟父亲进手术室。第二天母亲赶到的时候，父亲却提前被送进去做准备了。母亲只好等在病房里。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递过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室里传来消息。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去见父亲，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母亲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了：“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替父亲把手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母亲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就响起来，接着就有人敲门。母亲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父亲被心肌梗死突然地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