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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再话蛇口风云

1999 年第 1 期 · 人物 · 单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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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12.gif>   今天的蛇口显得很安静。大道旁矗立着蓝底白字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八个字和当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就是从这里迅速喊响全国的。我前去采访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者袁庚,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JZ|>为什么能造12条船的大船厂只造了两条船   1978年11月,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袁庚提出开发蛇口的大胆设想,率先把蛇口作为一块改革试验田。   由于长期派驻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袁庚所接触的都是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他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熟悉。“文革”后他才开始接触国有计划经济,这期间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到交通部,就带丹麦B&W公司总裁去上海一家国营造船厂参观。那个厂一共一万多人,能够上船台工作的还不够五千人。丹麦人非常奇怪,说以你们的设备技术规模,一年就造两条船?我问那你们造几条,丹麦人说起码造12条……那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课。”   “所以我到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的时候(董事长由当时的交通部长兼任),就开始想利用招商局的对外优势,在隔海相望的蛇口建一个工业区,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不用国家投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回首往事,袁庚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不难想像,在整整20年前做出这一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   “当年交通部也有人激烈反对,说老袁把交通部的钱扔到那个小地方,又搞保险又搞银行又搞工厂,纯属不务正业嘛!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当时的成功就在于排除了政府的干预,摆脱了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东西,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也就是价值法则办事,而不是拍脑袋想当然。”   “我不懂经济,我对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一窍不通。”袁庚说。一个对当时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规则“一窍不通”的人,却一手缔造了一个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真不知该算是经济体制的悲哀,还是幸运? <JZ|>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袁庚现已82岁了,微瘦,穿了一件休闲服,人看上去很精神。老人最近刚动过手术,他喜爱的高尔夫球是没办法再玩了。剩下的惟一乐趣就是看书看电视,藉此了解外面的世界。   “有记者问我,你每天最高兴做什么?我说我以接受信息作为一种娱乐。”但是,“当下舆论的开放性仍然有待提高。一个社会发表不同言论的渠道不畅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就会冒出来,正面的东西反而少人关心……绝对稳定是从来没有的,不可能想像一个绝对稳定的社会会有进步。要让整个社会所有人民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不是依靠少数人的智慧。”   其实,袁庚主政蛇口期间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除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外,更把主要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我坚信,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都必然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蛇口的许多举措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在蛇口的前十年,蛇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贪污或卷款潜逃的案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直选产生的,要定期接受群众的质询和监督。”袁的改革是真刀真枪的,同样也对准了他自己:作为蛇口的最高领导,从1984年起,他同样要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质询和选举。   改革还体现在蛇口的言论自由上面。“有一个时期,蛇口在言论方面比较自由,报纸不用审查,只要是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谈论,都可以批评,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1985年2月,在蛇口最“风光”的日子里,《蛇口通讯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群众来信,批评蛇口的诸多弊病,并毫不客气地请袁庚“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事前,报社请袁审稿,遭拒;再次上门请示审批,袁大笔一挥:“原文照发。”文章发表后,在蛇口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并荣获当年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   蛇口的不同声音多起来了,甚至“不能让袁庚一个人说话太多”、“袁庚应该退休”的论调也时有所闻,作为蛇口的“权威”,对这一切,袁庚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甚至是默许的态度。   这一切都在1988年的春天戛然而止。当时,曲啸、李燕杰等三位“青年导师”来到蛇口,与青年人对话。蛇口的青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演讲者发生争执,比如蛇口姓“社”还是姓“资”的辩论,最后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争鸣,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当这场风波愈演愈烈时,袁庚出面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这席话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然而,回想起来,蛇口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些时刻被决定。 <JZ|> “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   沉默半晌,我们的话题又转回蛇口的标语牌上。“那些口号已经过时了”,袁庚笑着摆摆手,仿佛不愿多谈这些过去的荣光。其实,这些口号的“过时”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我还提过一个口号,很遗憾,一直没有能够传播出去。”袁庚话锋一转,“那就是‘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连年亏本而又死不了的企业,只有中国才有。国有企业为什么积重难返?关键就在于他们都是各级政府的企业,各种权力、利益纠结在一起,关心权力甚于关心利润。这样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转。   “朱镕基在国企设稽核员,一个稽核员有几个助理,负责几个大中型国企,期望他们去把企业的问题真正查清楚。这一步很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嘛!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过多地介入了企业经营。我也看过商报的那篇《蛇口怎么了》。蛇口怎么了?就是政府行为进入企业嘛!以前蛇口的干部通过人民选举产生,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现在呢……一种权力不受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计划经济,都摆脱不了这种死症。   “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企业,这些企业相对可以少很多桎梏。比如通过股份化改造,理顺产权关系,就可以比较健康地发展。当然,前提是它们既不是近亲繁殖,也没有受到行政权力的污染。我大概地观察过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好、真正有效益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有一种普遍的担忧是国有企业长期生存在母鸡的羽翼下,走得太快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对此,袁庚的回答是,关键要看法制,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管机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只通过‘第三种力量’来影响企业。所谓‘第三种力量’指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险、法院和新闻传媒等在内的中介机构。政府通过这些中介组织来调节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亲自披挂上阵。” <JZ|> “企业尤其要警惕人治的陷阱” <PIC|p14.gif>   蛇口创建之初,袁庚曾经拒绝了港资七大财团的入股倡议,为此,他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如果当时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了,也许后来受到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袁庚终究还是留了一手:在他的筹划下,蛇口先后成立了两个大型股份制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82)和招商银行(1987)。1988年,又是在袁庚的主持下,蛇口社会保险公司顺利地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更名为平安保险公司。目前,招商银行已跻身世界前500家银行之列,平均资产利润率居全国银行之首,世界排名第13位;而平安保险已经成长为中国的第二大保险公司。   “有人把这形象地称为‘胜利大逃亡’。当年‘胜利大逃亡’的三家企业,有些其实也还带有一点近亲繁殖的味道,还不能称作纯粹意义上的股份企业。但是无论怎样,这毕竟是迈出了一大步。   “江总书记1997年在中央党校说过,‘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改革的路上,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勇气。有一个故事说:把青蛙放在热水里,它感到危险,立刻蹦出来;如果放在温水里,慢慢加热,它就麻痹了,泡在温水里面很舒服很过瘾,等到越来越热,体力消耗尽了,再想跳出来就为时已晚。这虽然说的是青蛙,但是对企业来说,同样有警戒作用。难道青蛙就这么愚蠢,人就那么聪明?当你的公司迅速发展,下面一片赞扬声的时候,你很容易洋洋得意,但是往往危险也就孕含其中。   “何清涟不是写了本《现代化的陷阱》吗?对企业来说,中国现在同样有着太多的陷阱,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可能使你辛辛苦苦打下的企业垮台。   “当然,如果上级英明,政府不太多干预,主政者素质较高,比较清醒,措施得当,这些企业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靠个人的英明神武肯定是靠不住,更何况中国有着这么悠久的人治传统。《邓选》里不是透露过嘛:‘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毛泽东自己晚年也没有避免这些错误。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蛇口的教训,就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彻底地摆脱人治的阴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   “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讲到人治,话题又绕回袁庚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袁庚,就没有今天的蛇口;没有蛇口,也不会有今天的袁庚。袁庚的个人才能、信念和勇气,使得他成为蛇口人一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后来者喜欢与否,都无法绕过他。   袁庚又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日本投降前夕,28岁的袁庚以上校军衔赴港与英军谈判,当时国民党从重庆派来的谈判代表余兆祺少将对袁庚的评价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其为人可见一斑。如今尽管已年逾八十,谈锋依然尖锐切肤,谈到关节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一股桀骜不驯之气扑面而来。可以想像,以袁庚的这种性格,对他不满的人当不在少数。   1984年,蛇口管委会第一次信任投票时,只有1个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到了1986年,参加投票的2300人中共有341人未投他的信任票,其中有91人投了不信任票;有人把他称作蛇口的“土皇帝”;在袁庚主事蛇口的后期,甚至有干部喊出了“袁庚退休”的口号。对这一点,82岁的袁庚又是怎样看的呢?   袁庚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我认为,只要是按市场经济和价值法则办事,谁来领导都可以。”可能在他的意识里,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就在那次投票结果宣布时,袁庚公开演讲:“如果讲我是蛇口权威,那么权威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领导者有更多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是大好事,坚持下去……国家就有希望了。”   袁庚是1992年退下来的,离休以后,他对蛇口发展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地消退了。毕竟是6年过去了,再夸大他对蛇口的影响,无论对蛇口还是对这位老人,都未免有失公平。 <JZ|> “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伸向辽远   夫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面前的袁庚,时时让我想起这句话。   “毋庸讳言,引进外面的资金和技术容易,要营造一个现代政治的人文环境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体制相排斥。”   所以当蛇口在改革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比如说当年我们搞干部选举,左邻右舍就很讨厌,你这么搞下去,如果大家都来投票选干部,那我的乌纱帽怎么办?所以在中国搞改革,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还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既得利益,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很多人。”   袁庚极喜欢将蛇口比作“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作为蛇口当年的主要决策者,袁庚一直在蛇口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齐步走,如今回头去看,他又作何评价?   “这是不可能的。”袁回答得很肯定,也很简单,“因为蛇口毕竟不是在真空里搞改革”。   怎样看蛇口的今天?袁庚显得很豁达:“蛇口辉煌过一段,但是不能老是辉煌。蛇口弹丸之地,就九平方公里,再怎么弄也有限……蛇口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永远都是蛇口第一,那全国岂不是就没有进步了?现在全国不少地方远远超过蛇口,这是大大的好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我真心希望(改革)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   是啊,在改革这场惨烈的攻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都将最先倒下,这也是历史的规律。蛇口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蛇口以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从这一点来说,蛇口不仅是深圳的,更是中国的,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   车出蛇口,蓦然回首,一支被折断的试管孤单地伸向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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