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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16.gif> 　　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杰里·法尔威尔起诉色情杂志《风尘女郎》发行人拉里·弗林特案不成立。此案起因是这样的：弗林特在《风尘女郎》的滑稽广告中虚构一故事，说右翼福音传教士法尔威尔与他妈发生了“第一次”，于是法尔威尔向地区法院起诉，法院判弗林特赔偿20万美元；弗林特不服，上诉第四巡回庭，被驳回；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八名法官竟一致裁决弗林特胜诉，裁决书上说：“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政府必须在思想纷争当中保持中立，这是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原则。”此案遂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著名案例，“色情大王拉里·弗林特——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前卫派——决定性地扩大了言论自由的周界。” 　　10年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向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作供（全过程的录像带已公开），并对国民发表电视讲话，承认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曾有“不适当的关系”，还要接二连三、左支右绌地向莱温斯基、向民主党、向全体美国人……表示歉意。 　　对一个人所不齿的“社会弃儿”、人渣高抬贵手，却对处于权力之巅、声望如日中天的总统穷追猛打，这就是美国的法律，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克林顿性丑闻案最戏剧性地表现出美国的特性，表现出一个民主社会的特性。 　　反民主社会绝对是坏的，而民主社会却不是绝对好的。民主社会与反民主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民主社会是没有罪恶的社会，而在于反民主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二者最关键的区别是：在民主社会中，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并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抑制了更多的罪恶；而在反民主社会中，罪恶则被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于是往往导致更大的罪恶。 　　在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独立于政府之外，新闻是监督政府的监测器，其责任和天职是“批评”，即所谓“扒粪”（Much－raking），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阴暗面。这一类例子，最有名的如：1971年，《纽约时报》公布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国防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政府要求停止连载，《纽约时报》拒绝，并发表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米切尔（美司法部长）试图阻止连载，〈纽约时报〉坚决拒绝》；该报编辑罗森塔尔后来说：“如果大字标题写的是《司法部要求中止连载，〈纽约时报〉妥协退让》，那在我们的历史上，在报业历史上，会意味着什么？我想，如果这样，报业的历史将会为之改观。”最后，政府要法院发布禁令，命令《纽约时报》停载五角大楼文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作出裁决，取消了下级法院禁令，此裁决被视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自由的顶峰。当然，还有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两位不太出名的记者伍渥德和柏恩斯坦穷追不舍，直至尼克松1974年被迫辞职。追踪水门事件成为新闻报道的冠冕，尤其成为调查报道的巅峰之作…… 　　所以，罪恶和丑闻暴露得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得最多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 　　对中国人来说，克林顿性丑闻案最重要之处，不在于克林顿（作为一个美国白种男人）的婚外性行为本身，而在于克林顿（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对婚外性行为的公开承认——一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点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可能是世界上丑闻最多的国家。 　　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