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
1999 年第 1 期
· 语丝
· 陈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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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你的选择,就是你所不愿意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在等着你。
选择职业、爱人、生活道路都如此。
中国人在是否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不太深究,所以乐不思蜀。
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那些装神弄鬼、骗取钱财的巫婆,她们比我们更不信邪。所以政府常常要她们出面,来教育我们这些信神信鬼的人。
顾全大局、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种观念靠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加以维护,在“文革”初期最为露骨地表现为丢卒保车、丢车保帅;至于丢谁保谁,再丢谁再保谁,自然得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所以一个人的角色,说到底是别人分派给你的。
一个人为了出人头地而成为罪犯,另一个人为了检验审判制度是否完善而故意犯罪。
前者为个人着想,后者为人类着想。
为个人着想的人成为重要角色,为人类着想的人永远是审判制度的牺牲品。
当一个人认为个人利益即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时,他也就认为个人能主宰社会的命运;当一个人把个人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区分开来时,他实际上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从属于社会命运但又竭力想有所挣脱的反抗者。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被那种把个人利益等同于社会利益的知识哺育大的,古代如此(以天下为己任),现代也如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这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有关高尚的道德教育。
说谎是一种需要学习和演练的语言游戏,前提是必须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阿Q被砍头的悲剧在于他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尽管他确实为自己终于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而兴奋。
两人搏斗,谁不怕死谁就可能死不了;所以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中,奴隶一定是胜方,因为奴隶比主人更不在乎生命。有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主人往往希望并鼓励着奴隶们不怕死?
我总感到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在自己家和在外人面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样子。这肯定与我们的教育或文化气氛有关。时间久了,中国人对自己人(无论是同乡同宗还是同种)和外边人也就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两种样子,有时是抱成团,生死与共,有时又是窝里斗,宁与友邦不给家奴。
人有身体,所以人会死;
神无身体,所以神不死。
有身体才有欲望,才有快乐。
要不死还是要快乐?
人想兼而要之,所以既无永生,也无快乐。
道德说教最破坏道德气氛。
我们全社会形不成一种道德气氛,是因为总有人出来说教。
我们重说教,是因为怕人们沉浸在道德气氛中而忘了饮水思源。
“文革”时道德颠覆的同时又是道德至上,比如以草代替苗、以卑贱代替高贵、以贫穷代替富有、以忠诚代替才干、以奴隶代替主人等等,背后是以理想代替现实;由于这理想与现实分别以道德加以命名,所以那时不仅人们眼中的现实是虚假的,就是制造理想的道德作坊最后也不得不散发出弥天大谎的腐烂气息。
男人发了财就变坏,女人变坏了才发财;
发了大财的男人无所谓好坏,变得太坏的女人也不在乎财富;
于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谓好坏的男人不过芸芸众生,不在乎财富的女人却异常可爱。
宪法的不完备使道义的力量得以伸张,史实的不确定使史学有了存在的理由,个人的不完美使人类有了理想,婚姻的不和谐使爱情成为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