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58.gif> <JZ|>犹太人故地重游 　　从1844年沙逊家族缔造者的次子——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因拓展市场进入上海，到1982年最后一位移民上海的犹太人去世，犹太人移民上海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总移民人数达三万多人。其中，二战时期的1933年至1941年，在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之下，欧洲有两万多名犹太人走投无路，选择了世界上惟一不需要签证的逃难所上海，并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援和中国人民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奋斗，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建立于公元前1023年的犹太王国，仅仅经历了三代国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便于公元前922年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和南方的犹太王国。南北多年的自相残杀又导致了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的灭亡；一百多年后，犹太王国也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人所灭。此后，作为犹太王国遗民的犹太人开始出现。 　　在国家破灭、民族危亡的情况下，犹太民族以宗教强化了其内部纽带。公元前400年编定的、包括犹太教律法共618条的《圣经》，使犹太人成为以“一本书”为樊篱、以遵守上帝律法为成员身份的民族。也正是有了《圣经》这本书，犹太人才亡国而不亡民族。 <JZ|>一 　　上海作为一个都市发展是近200年的事，而且从一开始就披上了殖民地色彩。1842年6月，英国军舰“纳密季斯号”以炮火打进上海后，改变了上海原有的历史进程。随后的一个世纪内，上海大片的土地被分割成西方列强的租界，交由“洋人”经营。 　　然而，犹太人进入上海，95％以上是因二战的缘故，他们来上海只是为了逃生。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得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上海——这座惟一不反对他们进入的城市。 　　二战之后，几乎全世界的犹太人都知道了中国上海，都晓得上海虹口有个专门居住犹太人的“隔离区”。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上海市政府安排他参观浦东“东方明珠”，克林顿却希望看看位于虹口区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 　　摩西会堂192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建造，当年是犹太人的四大教堂之一。如今，这幢红色小楼是虹口区民防工程管理所办公室。由于其特殊意义，二楼的两大间房子成为犹太人在上海的小型图片展览室，墙上十几幅放大了的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珍贵照片告诉人们，为什么犹太人会把上海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JZ|>二 　　犹太人移民到上海共分三批。 　　第一批始于1844年，主要来自巴格达、西班牙、葡萄牙和印度等地，被称为“塞法迪”。这批犹太人人数不多，至1920年时共有七百多人。塞法迪犹太人大多较富有。上海当时有“远东贸易中心”、“冒险家乐园”之称，他们到上海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这些人大多住在苏州河以南的闹市中心，尤其以霞飞路（今淮海路）为多。他们进入上海不久，就显示出卓越的经商才能，其代表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嘉道理家族在此期间迅速崛起，很快在经济上拥有雄厚实力。哈同是当时南京路上的房地产大王，今日的上海展览中心是哈同当年的私家花园；沙逊是当年上海犹商财团的盟主，坐落在南京路口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曾是沙逊家族在远东的标志；大理石房子（今中福会少年宫）是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塞法迪是受人尊敬的犹太人，他们除对上海的城建、宗教、社会、经济生活起过重要作用以外，二战期间他们还有力地资助了流亡的犹太同胞。然而，并非每一个塞法迪犹太人都是富豪，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公司的职员，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有40％的职员是塞法迪犹太人。 　　第二批是以俄罗斯血统为主的犹太人。由于1906年的北俄屠杀犹太人和以后的俄国革命，俄罗斯犹太人陆续逃离俄罗斯来到中国。许多人先是住在哈尔滨。1931年，日本占领我国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其间“满铁”前总裁鲇川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俗称河豚鱼计划），后由于满洲俄籍犹太巨商卡斯帕的儿子被绑架丧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70％移居上海，日本在满洲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到1939年，俄罗斯犹太人在上海已有近五千人。这些犹太人多为平民，也有少数是以前的军人或西伯利亚放逐中逃亡的犯人等。他们在经济上逊于塞法迪，大多经营餐馆、咖啡馆、杂货铺、面包房、时装店、书店等中小生意，也有一部分人从事工程、法律、音乐工作，30年代上海滩的公共汽车司机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批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中有一部分经过自己奋斗，逐步致富，成为中产阶级。 　　第三批到上海的犹太人被称为“阿兹肯纳齐”。他们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至1941年期间陆续从德国、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逃亡到上海的，共两万多人。他们的迁移形成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的1934年，这批犹太人共有几千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医生、音乐家和教授，来沪后大多住在当时的法租界霞飞路周围，由于来时较从容，带有较多的资金，许多人很快经营起小企业，有的从事医生、画家等专门职业，少数还进了当时的市乐团；第二个高潮是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这批犹太人有一万多人，以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为主。他们在举世闻名的“水晶之夜”后，在纳粹的迫害下，匆匆外逃，以致来不及收拾行囊，等不及办理到其他国家的签证，只能带少量的财物便匆匆乘坐意大利至上海的定期航班，经过四个星期旅行逃到上海；第三个高潮是数千名波兰犹太人于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后逃往上海，和上批难民相同的是他们随身所带财物较少，仅一两个皮箱。这两批人几乎都住在当时饱受战争创伤、相对贫困的虹口。 <JZ|>三 　　1938年11月10日，波兰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班(Herschel Grgasrpan)在巴黎听说他的家人被强迫从德国遣散到德波边境的无人地带，简直气疯了。他买了一把手枪，来到德国大使馆，准备行刺德国大使。结果，误杀了三等秘书恩斯特· 封·拉特。这便是举世闻名的“水晶之夜”。 　　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立刻以此为由宣布了“自发”惩罚犹太人的消息。在当夜和次日短短的时间内，纳粹煽动、唆使了上千名暴徒，在犹太人居住区抢劫、捣毁了七千多家商店，破坏、焚烧了191所教堂；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西北边疆苏台德区，犹太人遭受到更加深重的祸患，而德国当局对此却以暴民的狂热行为来开脱罪责。 　　两天以后的11月12日，德国官方公布对全体犹太人的惩罚条令：一、对全体犹太人处以集体罚款10亿马克，每一个要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必须证明自己已交纳罚款方可有望批准。二、犹太人办有财产保险，但仍要为自己的财产损失负责。三、所有的犹太人企业都将“雅利安化”(目的在于把犹太人完全排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下令，逮捕两万名左右的犹太富翁，并押往集中营。纳粹用这种方法逼迫他们的家人以重金为他们赎身。 　　在1938年11月10日以前，尽管有一批犹太人不堪忍受纳粹的迫害而移民国外，但大多数犹太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希望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一天以后，犹太人听到他们已不属于自己热爱的国家了，于是个个惊慌失措；尤其纳粹把犹太人大批大批关进集中营，用煤气毒死后焚炉毁尸的消息，使得每一个犹太人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当时，任何一个办理离境手续的机构都挤满了魂不附体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早一天离境就多一分生的可能。 　　然而，在这段时间，除巴勒斯坦、多米尼加等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却让犹太人吃了闭门羹。最后，犹太人惟一的希望只能是逃往7000英里以外的上海了。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是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的地方。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先后拥进了上海。 　　“欢迎前来上海!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你们只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家园。”这是二战期间两万多名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熟悉的救济委员会代表的致词。 　　在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等犹太富商的资助下，在上海人民的帮助下，早期来沪的犹太人在上海办起了接待站。当时，哈同的河滨大厦(位于苏州河边)就是一个大型接待站。逃亡犹太人来沪，首先到接待站登记。接待站根据每个人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及年龄分别给予安置：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多住在淮海路、福州路和南京路附近；经济状况较差的则住在虹口；年老的、生病的、穷苦的难民则分别居住在虹口的五个收容所内。 <JZ|>四 　　在以后的几年内，犹太人凭自己的智慧和商业天赋在这个地区创造了奇迹。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很多街道面貌焕然一新，唐山路、公平路、长治路、霍山路等几条街道几乎成了欧式道路，舟山路则成了号称“小维也纳”的商业中心。 　　在其他地段，犹太人同样成功地创办了几百个企业。1943年2月18日，有307家企业被日军勒令迁入隔离区或歇业关闭，其中有服装店68家、咖啡馆和餐厅50家、旧货店26家、食品杂货店24家、裁缝店19家、书店14家、陶瓦器店12家、药房和药厂9家、电器行9家、皮革店8家、珠宝店7家，其他如鞋店、照相馆、橡胶厂等企业共61家。这些企业只是当时犹太人在上海所创办企业的一部分。 　　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中有一些是教师、编辑、记者、作家、画家、音乐家和运动员，他们很快便逐渐活跃起来，开办学校，组织剧团，建立流动图书馆，甚至组建了乐团和足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犹太人居然在上海办起了十几份报纸和杂志。 　　犹太人大多信基督教和以色列教。进入上海后，他们很快建造起从事宗教活动的会堂，当时较有名的有犹太会堂、摩西会堂等四个会堂。位于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是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大部分犹太人习惯到这里做礼拜。 <JZ|>五 <PIC|p60.gif> <JZ|>原犹太人产业 　　1942年1月，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柏林郊区万湖别墅召开会议，制定了对犹太人“彻底解决”的政策。为了使其盟国日本遵照自己的反犹榜样行事，纳粹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在上海最后解决犹太人。 　　而日本由于在日俄战争期间得到过美国犹太人银行家雅格布·希夫对日本海军的巨额资助，尤其是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日本认为上海犹太人可以作为交换的筹码来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高层决策者没有完全按照纳粹德国的榜样行事，而采取相对“缓和”的措施——建立亚洲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进行严格监视。 　　1943年2月18日，日本通过上海的广播和报纸宣布成立犹太人“隔离区”，规定：1.依据军事上之需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范围，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以南；2.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之无国籍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5月18日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的地域内…… 　　很注意措辞的日本人虽然没有用“犹太人”这样的字眼，但谁都知道，这是冲着犹太人来的。在此后的三个月中，有近一千户的犹太人交出了811套苦心经营得来的公寓，共2766个房间。307家企业被迫歇业，统统搬进了不足2平方公里的“隔离区”，住进了又小又脏的房子里。 　　由于大批难民的拥入，“隔离区”内犹太人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有少数人沿街行乞，有愿意出卖劳动力的为中国人开的作坊推磨，有七名难民妇女登记卖淫，还有一些妇女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与人同居，有十多个母亲卖掉了自己的新生婴儿，难民的小孩在菜场拣菜或在水果摊拣烂水果是经常的事。这期间，由于饥饿和疾病，犹太人难民死亡人数达三百多人。在此之前，上海的“洋人”还从未受过这样的罪。 　　“隔离区”在延续了两年半之后，随纳粹德国的战败和日本的无件投降而宣布取消，取消时间是1945年9月3日。 <JZ|>六 　　二战期间，从德国、奥地利、波兰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有两万多人，也有少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犹太人不堪忍受纳粹迫害零散逃到上海；加上早期来沪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总共有大约31000名犹太人在上海生活过。 　　逃亡上海的犹太人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在慈善机构和上海人民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艰苦的环境和贫困的物质生活，大多活了下来。从1939年至1945年，在上海的犹太人约有1500人由于饥饿和疾病而死亡。 　　二战以后，中东及欧洲各国大门重新打开。在上海居住了多年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上海，前往以色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到1948年，上海还有犹太人一万人左右。全国解放后，中国政府积极配合犹太人返回自己的家乡。至1957年，上海犹太人还剩100名左右。十年浩劫期间，他们悄悄地走了，到“文革”后期的1976年上海还有10名左右犹太人。1982年，一位嫁给中国人的俄罗斯犹太老太太因病在上海去世，结束了犹太人在上海138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