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36.gif> <JZ|>一 　　十九世纪的世界? 　　那要看你说的是哪一个世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维也纳，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里是一个明亮美好的世界： 　　……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 　　……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幸福的生活而出谋划策，因此，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你可以透过外国人的眼睛来看，譬如一个美国女传教者在1895年看见的山西： 　　……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肮脏，令人作呕……一个男人就在我们跟前把裤子脱下来大便，然后蹲在那儿抓身上的虱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也可以透过中国人的眼睛来看，譬如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 　　……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 　　或者如加拿大传教士马偕在1872年所投宿的台湾最好的旅馆： 　　大马路上一排低矮的砖房：房间极小，小得只能塞下三张床，没有任何桌椅。薄板床的脚是砖块叠的；没有弹簧垫或床单被套，只有几张肮脏的草席，抽鸦片的苦力在上头睡过多年。没有窗。花生豆油点起的微光让人看见地板是黑湿的泥土，墙，污秽不堪且生了霉……鸦片味冲鼻，在门口污泥里打滚的猪发出臭味……这些猪走进走出，但这是我们走遍了全岛所住过最好的旅馆。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情绪。茨威格的十九世纪欧洲人乐观而且自负，“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梁启超时代的中国人却是惶惶不安的，“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析；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每个人都有风雨欲来、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 　　即便仅仅只是想写本游记，作者的序却可以沉重得不胜负荷：“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虽然执笔在二十世纪初，刘鹗表达的却是十九世纪末的时代情绪：“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大厦将倾，棋局已残，除了感时忧国的痛哭之外，还有救亡图存的奋起。既沉重，又激越。 　　二十世纪的树种在十九世纪的土壤里，离地面最远的一片叶子也含着土壤的成分。如果斯蒂芬·茨威格的维也纳是我的土壤，我不会是现在的我。年轻时留学美国，看见美国的年轻人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 <PIC|p37.gif> <JZ|>梁启超 <JZ|>五 　　我想，我落进了一个自己画出来的圈套。感叹后人没有超过前人，就是假定历史以直线往前迈向进步。譬如斯蒂芬·茨威格时代的维也纳人，他们“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更上一层楼的进步”。他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和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这是茨威格十九世纪的父辈们所相信的进步主义。茨威格写回忆录是在1940年；这一年，作为犹太人，他以及他的父辈，已经被逆转的时代狂潮所粉碎。二十世纪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人敢相信历史是直线进步的： 　　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以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 　　1942年，忧伤的作家自杀身亡。 　　三十年代，杨杏佛曾经喟叹：“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这个说法，茨威格不会同意，希特勒统治下的托玛斯·曼不会同意，东德昂纳克统治下的艺术家们不会同意。历史的重复、文明的倒退，在二十世纪里有太多、太多的见证者。 　　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从康梁时代到一百年后，中国人一直在赞美明治维新如何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康有为让光绪皇帝苦苦钻研的两本书之一，就是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考》。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像一块破抹布，擦亮了明治维新这块代表进步的铜牌。 　　明治维新真这么光滑灿亮吗?很少被提及的是，英、法、美、荷四国联军曾经炮轰下关，强迫通商；激烈的攘夷运动、连串的军事镇压、激进派的暗杀行动、国粹派的反动，贯穿整个明治维新时期。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难道不是种在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里?福泽谕吉在他1885年写的《脱亚论》中所提倡的进步论调就是要“摆脱亚洲的固陋，转向西方的文明”，主张“我国不要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共兴亚洲，而应该脱离这一队伍，与西方的文明共进退；对于中国和朝鲜，也应该像西方人对待中国和朝鲜那样地来对付”。 　　不是基于这样的“进步”理念才会有1894年的“清日战争”吗?中国战败所给予日本的三亿六千万日元，是日本国家预算的五六倍，大幅度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发展；更重要的，其中超过五分之四被用在日后的扩充军备上，甲午战争的胜利简直就是明治维新获得的奖牌，标志着“进步”。 　　可是，1945年，当原子弹将日本国土烧成焦黑、大和人民尸横遍野的那一刻，明治维新究竟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历史，在那一刻，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弗洛伊德大概是对的。他说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文化，只是非常薄非常薄的一层，随时可能被恶的欲念冲破。 　　非常薄的一层什么呢?我想，像手捧着的透明的细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哗啦碎在地上，我们又得从头来起，匍匐在地，由掘泥开始。 <JZ|>七 　　在台湾这个实验室里，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传统掺杂混合而冒出来的奇形怪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梁启超在1903年就有所考虑：“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指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说公民社会里的人民素质。“苟脱威力之制裁，而别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则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限之权，挟怀私具。”下一代的李大钊在1921年也大喊：“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 　　梁启超和李大钊能想象到今天这种情况吗?譬如说，在台湾的民主社会里，黑道用金钱与暴力，用裹胁与利诱，取得地方派系的合作，操纵选举而进入议会，往往成为议长而控制议会。流氓转化为民意代表，监督政府预算。而政府当然包括警察局。 　　于是荒谬的局面就出现了：鱼肉良民的黑道角头，代表“民意”高高在上，除暴安良的警察局长无限委屈地在下等候质询，担心他的预算被议会删减。官兵和强盗，在完全民主合法的操作中，掉换了位置。 　　当然，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年轻人和我这一代人已经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看起来背上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不需要沉重，也无所谓激越。 　　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抱好手里的瓷器，不要让它摔下来粉碎；因为粉碎的时候，下一代又得匍匐在地，从掘泥开始。 　　只能谦卑地希望。 <PIC|p38.gif> <JZ|>十九世纪末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 <JZ|>八 　　两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问题：西化的问题。十九世纪的改革家显得急迫，但充满自信，对于改革的目标坚信不移。王韬的笔调多么典型： 　　……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好大的口气啊，王韬。他似乎没有深想：轮舟火车电线将造成产业结构改变，产业结构改变将造成社会结构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将瓦解原有的道德架构和文化秩序，道德架构和文化秩序瓦解之后如何重建? 　　这样要求十九世纪的人当然是不公平的。王韬所面对的是一个牢套在中国旧传统框框里的社会，因此他要达到的只是打破那个框框；打破之后怎么办，是二十世纪的问题。 　　胡适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是十九世纪的百日维新；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那么百日维新之后有“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之后有五十年代的全盘苏化，之后有徐复观等人掀起的新儒家运动，有钱穆所呼吁的旧文化运动……每一个运动都在寻找答案：西化、苏化、传统化……相对于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笃定，二十世纪的人毋宁是犹豫的、怀疑的、思索的。殷海光的心情是许多人的心情： 　　我恰好成长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地摇撼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在西方生活了20年的我自己，作为一个微小的典型，距离殷海光30年，是这么说的：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 　　二十世纪的人犹豫、怀疑、思索，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是因为他西化太浅，而是因为他西化太深。王韬说，“请验诸百年之后”，百年之后，中国——还有非洲、印度、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共同的处境：全球化的力量越大，本土化的欲望也越高；西化越深，回归传统的向往也越强。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两边使劲所拉出的张力，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极重要的课题。 　　如果说，1898年的文化精英所思考的是如何走向西方，那么1998年的人文知识分子所犹豫、所怀疑、所思索的是：如何走向自己。 　　非常艰难，因为，在一百年努力西化的道途中，中国人抛掉了太多自己的东西。究竟抛掉了多少?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可能提供了一个指标。 　　这是张之洞在1875年为全国“初学者”所开的一个书单。从先秦到清代学术，甚至包括天文几何等所谓新学，总共列了两千两百种书，两千多位作者。《书目问答》流传很广，影响极大。透露给我们的等于是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知识范畴”。在这个共同范畴内，从周秦诸子到程朱陆王之学到乾嘉汉学，都是文化人可以指涉运用、彼此沟通辩诘的知识符号。 　　一百年以后，钱穆惊慌万分地说： 　　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旧中国，已可说是完全无知识了。那么对以后的新中国，我问诸位又有什么理想抱负呢?那么我想要发财，便赞成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我自问发不了财，便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怕只有这两条路了，还有第三条路吗?我们中国民族将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样一想很可怕的。 　　说得好，西化、苏化之外，应该有另一条路。于是钱穆为197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人”，开出一个国学书单：《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总共七本。 　　书单开出的同时，钱穆还赶忙强调：后三本，全是白话文! 　　二十世纪末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一个“共同知识范畴”，但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离破碎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更别提支离破碎的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写实主义。支离破碎来自西方文化的“狂风暴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之被“连根地摇撼着”。 　　张之洞的两千两百部必读书和钱穆的七部必读书放在一块儿，再问：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抛掉了多少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称之为集体失忆、自我清减，也不算太过吧。 　　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纪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概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可是，这样一个悖论不正给二十一世纪的思索者一个新的起动吗?一个与梁启超、王韬时代截然不同充满挑战的起点? 　　斯蒂芬·茨威格见证二十世纪大倒退、大黑暗的回忆录，是这样结束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黑影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PIC|p39.gif> <JZ|>清末爱国者所绘列强瓜分中国的漫画：上面的人代表清政府，下面为俄、日及欧洲列强。 <JZ|>九 　　我在草原上看到一团风在白杨树那边呼啸去来，翻起白杨的叶子像千千万万金属薄片在颤动，簌簌作响。野花开满了山坡。浓香引来白色的粉蝶飘忽上下。几十只乌鸦从麦田里蓦然腾起，像一张张黑伞美丽地撑开。荞麦秆子忍不住麦穗的饱满沉重而塌陷。草原上的风猎猎吹着。 　　偶然回头，太阳已经姗姗下沉，沉在无边无际的玉米田后面，涨起满天霞色像三月的桃花烂漫，映红了新熟的玉米。 　　我们的世纪啊。 　　1998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