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8.gif> 　　当今中国谁的名字最“值钱”?据一个专业的资产评估所认定，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他的名字的“品牌价值”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袁隆平是谁呢?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人，在国际上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使过去亩产只有三百多公斤的水稻产量增加到五百多公斤，而他现在正在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将把亩产进一步提高到八百多公斤。这样一位大发明家，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而我就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育苗暖棚里采访了他。 　　○1988年的时候，湖南的一家资产评估公司曾经评估说，您这个名字就是品牌，价值有一千亿元人民币。这当然跟您的收入形成很大的反差，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他们的评估有一定的根据，但对我来讲毫无意义。我不要钱，我要钱做什么?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好，够用够花就行了，钱多了是一个包袱。 　　○报纸上说您这个“品牌”值一千亿元，您回家跟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些什么看法? 　　□从来没有谈，我对这个看得非常淡。我现在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我的研究上面，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考虑。 　　○我想，可能另外一个数字对您现在更有实际的意义：朱镕基总理给您批了一千万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以期尽快地研制出超级水稻。 　　□这一千万元对我们鼓舞很大。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头一天把报告递给总理，第二天就批下来了，所以说给我们搞科技的人员以极大的鼓舞。但这也是很大的压力。我们计划在5年之内育成这个超级杂交水稻，争取3年完成。 　　○如果这个超级水稻成功以后，会给我们的农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亩产会提高到多少? 　　□现在全国的水稻面积有四亿六千万亩到四亿七千万亩，平均产量有一点摆动：市斤是八百多一点，其中杂交稻是九百斤，常规稻是七百斤。我们现在试验的这个超级杂交稻的进展还是意想不到的：去年三点六亩地的小面积试验亩产达到了一千七百多斤，今年有更大的面积。去年是亩级水平，今年是公顷级的水平，就是十几二十亩到三十亩也达到了一千六七百斤。这是小面积的试验田，大面积推广，大概要打个八折。就是打八折，我们在大面积上也可以搞到一千二三百斤。这样就比原来的亩产要增加三百斤稻谷。 　　○那基本上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我们那个试验田不是三十，是五十。 　　○大面积的时候就算有一些损耗，也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这是不是您在有生之年最大的一个愿望? 　　□我在有生之年有两大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要把超级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且应用在生产上；第二个愿望就是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您刚从埃及回来，是不是那边也开始启用您的稻种了呢? 　　□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了第十九届世界水稻委员会，其中作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发展杂交稻，这是当前提高水稻产量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随之也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 　　□是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1年有个统计数字，当时杂交水稻在全世界种植的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总产量占百分之二十。因此我们简单算了一下，如果把杂交稻都用在生产上，全世界总产量就要翻一番。 　　○您在国际上获得过很多世界顶级的大奖，人们把您叫做“杂交水稻之父”，说您领导了第二次“绿色革命”。但是，您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却可能没有一些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那么高，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名声，却生怕再出名，一出名之后，我这个自由度就越来越小。 　　○您一走出去，人家就会认出：这就是袁隆平。主要是您的脸很有特征。 　　□说什么袁先生是“杂交水稻之父”，又是什么“水稻王”，搞得我不好意思。 　　○我想，像您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经过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这对您从事水稻方面的研究是不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呢? 　　□是。我搞杂交水稻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紧张，而我又是学农的，属于搞水稻的。我有一次见到一个农民，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换谷种，我就问：“你为什么跑这么远去调谷种?”他说：“种子好，就可以提高产量。”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农民慢慢发家致富了，他们说：要感谢两个“平”——一个是邓小平给政策，一个是袁隆平给种子。 　　□那都是过高的夸奖。我怎么能跟邓小平同志相比呢?我只是在水稻研究方面做了一点小小的成绩，而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不能相提并论的。 　　袁隆平拿出他的部分奖金，加上政府的拨款和民间筹资，成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基金”。在当今的中国，有一半的水稻种植面积和百分之六十的水稻产量源自于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品种。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为此，他不仅获得了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也获得了八个国际性的大奖。国际上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发明是继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袁教授，您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就到湖南安江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去做老师。从那时候到现在，您一直都是在田间地头，这从您的肤色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十年的研究工作，您觉得最艰苦的是哪几个阶段? 　　□我想，最艰苦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个时候研究刚刚开始，人家说是异想天开，因为搞创新都是脱离常规的。此外，就是研究遭受到破坏，我们那些试验秧苗被人扯掉丢在井里面，我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听说大字报铺了一百多米长? 　　□当时批斗我，叫做“老账新账一起算”，还要翻我的档案。最后就查到国家科委给我们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的一个函，上面讲，因为我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文章，引起当时国家科委一个局长的重视。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科研项目，应该支持。但是他也作不了主，就请示当时的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聂帅表示支持，他就下了一个文件。结果那个工作组批斗我，就把“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把这张东西给弄出来了。 　　□但他们马上就犹豫了，说这家伙恐怕不能够动，究竟是保护对象还是批斗对象?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省管学校，业务上归农业厅管，政治上是归地委管的。当时的地委书记也说，这个袁隆平是批斗对象还是保护对象?一看到科委的那个文件，就说：那当然是保护对象。 　　○但是那时候培育新的稻种要找到雄性不育株，需花很长时间到田间地头一棵棵去找。 　　□每天到田里去，开花的时候，叫做头顶烈日，下面是稀泥巴。我现在有点肠胃病就是那时得来的，因为搞研究不像农民那样是体力劳动，我们都是站在那里观察，上面晒，下面水里浸，血脉不流通对肠胃是有影响的。 　　○您找雄性不育株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天天在地里找，最后，“老天不负有心人”，找了十多天才找到的。 　　○您那时提出要搞杂交水稻，按照一些遗传学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据说水稻是自花授粉，它应该没有杂交的优势。而您那时候是安江一个小小农业专科学校的老师，怎么敢对那么经典的一个理论提出自己的疑问呢? 　　□是的，过去的经典理论是这样讲的：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但我认为，它是没有试验根据的。我就是在60年代初的时候，发现一种天然的杂交水稻，优势非常强。当时我不知道它是杂交水稻，如获至宝，认为选了一个特别优良的品种。第二年我就把它种下去观察，每天都“望品种成龙”。结果一抽穗之后，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的大，小的小。失望之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为什么会有分离呢?杂种才会有分离，纯种是不会有分离的。可见，我选的那一株优良水稻是一个天然杂交稻，是杂交稻的第一代。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立志搞杂交水稻，认为这是有前途的。方向对了，这非常重要。 　　○但即使是您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的这样一个理论，却还是有很多学院派的人士并不很认同。湖南省申报您当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申报了四次才获批准的。 　　□不是批准，而是选举通过的。 　　○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您觉得太太对您的帮助大吗? 　　□“文革”期间，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我的爱人正在产假期间。一天，在吃饭之前我跟她打招呼说：“邓哲，我先跟你讲一下，你有个思想准备，我明天可能要上台批斗，回来要进牛棚的。”结果她说：“没有关系，顶多一起去当农民。”我认为，这就是贤内助。 　　○袁教授，听说您有三大爱好：第一个是骑摩托车；第二个是拉小提琴；第三个是打麻将——当然是卫生麻将。 　　□钻桌子。 　　○我就觉得，这三个爱好好像跟我们心目中的您身份不太符合，因为您已经68岁了，居然还骑摩托车；然后您是一位农业专家，成天跟泥巴打交道，却喜欢拉小提琴；同时，您现在也很有地位，又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可是您还打麻将，钻桌子……说说您的这三个爱好吧! 　　□我现在也骑摩托车。每天要到试验田去，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播种开始，一直到收获为止，每天都要到田里去的，这是我的职业习惯。走路，我这么来一圈，大概有四公里，很不方便，因此我就骑摩托车，不是为了过车瘾。过车瘾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第二个，为什么拉小提琴?我是喜欢音乐的，中外的古典音乐我都很喜欢。我拉小提琴是在大学求学的时代，有几个好朋友拉小提琴，我也跟着拉，是这么学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我拉古典的曲子比较多，他们就批判说这是靡靡之音。算了，我就不拉了，把这个琴也送给了学生，后来得了肩周炎，从此就不拉了，但是音乐还是欣赏的。 　　○而且您很欣赏爱因斯坦，说他也拉小提琴，是吧? 　　□对。我看到一则爱因斯坦的故事，说他也喜欢拉小提琴，喜欢音乐，并加入了一个乐团。那个乐团去表演、比赛的时候他也参加，但是拉得不好，很蹩脚，总是拉走调。 　　○他也很认真。 　　□非常认真，但是技术不行，我恐怕比爱因斯坦的技术还差一些。 　　○就世界范围来说，杂交稻方面可能一直存在着产量和米质怎样去权衡、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比如像第三世界，你要解决那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产量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地区，人们对于米质的要求则较高。您现在研究的这个超级水稻是更注重产量呢，还是更注重米质? 　　□我们并重。但是我有坚持的原则，即“高产优质”。有的人要提“优质高产”，我说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要吃饱，然后才能吃好。我有这么一条原则，现在搞的超级稻就是要超高产，米质达到农业部颁布的二级优质米标准。再一个，它还要抗两种主要的病虫害，这就是我们为超级稻订的指标。 　　袁隆平曾经在大海边对自己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不过在我看来，袁隆平从来就不是一只麻雀，而是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人。这位曾经是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心中一直怀着一个远大的志向，那就是引导人类走向丰衣足食的明天。如今他已经在农业科技上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至于如何避免天灾、人祸，充分地实现这个可能性，那就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