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28.gif> 　　1998年新年伊始，大庆市对市直机关公务用车实行重大改革：取消新提拔处以下干部配发公车的待遇，改发交通费；提倡原有干部上交或购买现有公车，改领交通费；鼓励机关的司机购买所驾的公务车，下岗自谋生计；今后，机关不再更新和购买新的公务用车。 　　4月，广东深圳出台一项针对公务用车的新规定：采取给公务员交通补贴的办法，最终取消公务用车，向货币化过渡。 　　这一北一南的新动作，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开始思考，建国以来实行了几十年的公车制度，是否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 <JZ|>一个市的公车开支，占整个行政事业费用的1/4；全国一年公车购置及各种费用，已超过当年的财政赤字——公车亟待“消肿” 　　深圳和大庆为何要对公车“大动干戈”?最重要的原因是：公车太多，费用太大，承受不起。 　　大庆市1997年仅市直机关在册公务用车就有1056辆，仅车辆油耗、修理及司机工资，一年开支就达3432万元，加上每年新购车辆平均159辆，购车及相关费用3300万元。两项合计，市直机关一年公务用车正常开支多达6732万元。 　　深圳市、区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有1万多辆，一年需要支出保险费、油料费、维修费和司机福利工资，公务用车的开支就占整个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1／4! 　　财政部长刘仲藜曾经说过，令他最头疼的三件事是：人、车、会。 　　1993年末，我国党政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拥有的轿车约220万辆。国家财政每年为此支出购、养车费约1890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37.93％。 　　一个一千多人的部委机关，各司局都有自备车辆，最低不少于两辆，最多的达三十多辆，除此之外，还有9辆专门进口的大班车，9名司机专门负责接送职工上下班。除了上下班时间，班车和司机都闲着没事。只这9辆车，一年光维修费就达六十多万元。某省辖市，1141名局级党政干部，配有公车488辆；一个人口不到25万人的县，公车近400辆，每年开支800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1／3以上。 　　在中国，虽然按国家规定，有资格配备专车的人并不很多，但是实际上，从中央的部委机关到县乃至乡镇，科级以上干部就配有专车的，已是司空见惯。没有专车，倒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或许公车数量的增多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和国外对比一下令人吃惊：在欧洲，芬兰外交部仅拥有公车6辆；在新加坡，只有总统和总理配有专车和司机，其余的部长都要自己开车，如需司机，要用自己的薪水支付；在日本，政府机关用车，绝大部分是由社会上的专业公司提供。 <JZ|>试看街头招摇者，触目多是“公”字号；扶贫款变成了公车费，修汽车修出了大彩电——公车带来的腐败不可低估 　　一个街头景象，人们司空见惯，却压抑不住心中的不满，那就是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期间，街头常会出现非常排场的迎亲车队。加长林肯、奔驰、卡迪拉克等豪华轿车竞相比阔。一看车牌车号，就知道那是“公”字号的。 　　轿车一度是严格按官阶分配使用的，坐“红旗”、“伏尔加”的是省部级，县团级以下的只能享用吉普车——北京212。但自从1984年这一规定取消，谁坐的车高级，就成了地位和本事大小的象征，公车的档次越来越高。在农村一些地方，够上科级的单位就能备上一两辆进口的小汽车。中央有关禁止高级干部乘坐进口豪华车的指令下达后，反而是级别较低的干部，轿车越高级。到过县城的人最有感受，这里不但处级干部人人有专车，而且坐着非进口车的自觉不“体面”。干部和老百姓，隔着这一层茶色玻璃，距离还能不远吗？ 　　1994年国家审计机关对2000个县市进行审计，发现有近半数贫困县将扶贫资金挪用购车。那些条件稍好的县，挤占其他资金先买公车，也是家常便饭。 　　公车姓“公”，但办的却不一定是公事。一位在杭州一家单位工作的司机坦言：“我们这些给领导开车的，一向是双休日比正常上班时间还忙。头头的亲戚、朋友喜欢到杭州来玩，我就成了他们的导游。夸张点说，现在我对去西湖的路况比去上班地点的路况还熟。” 　　有了专车，就得配专门的司机，这就等于在机关里供养了一个特权阶层。有人这样描述领导的专车司机：“开着空调、坐着沙发办公，掌握路线、议程，带着一名‘副官’（父母官）、两套班（扳）子，小问题当场解决，大问题揭揭‘盖子’，问题不解决不走。”这虽属调侃，但不可否认的是，专车司机往往与领导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办事、提干、分房等方面，这些“司级（机）干部”常常最受照顾。 　　公车产生的腐败中，一个最大的“黑洞”是公车维修费用。修车可以给回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回扣有各种形式，不管单位怎么健全内部管理，修理厂家总会给你想办法，不但可以“修”出“皮尔·卡丹”，连彩电都可以“修”出来。某市一个汽车修理厂集中的地段，兴起了一个百货大棚，生意竟十分红火，里边从洗洁精到彩电，应有尽有，修车人可以各取所需，账则都记到公家的修车费上。 <JZ|>论成本，一辆公车等于6辆专业运输车成本的总和；论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车 　　去年上海举办“八运会”期间，为了保证交通通畅，推出了一项临时措施：公车分单双号轮流出行。这一举措的结果令人深思：仅仅压缩了公车出行量的一半，道路的车流压力却骤减40％以上。 　　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间，接送领导的小车，接送职工的班车，占了拥堵在道路上的车辆的很大一部分。有的上面是坐满了人的，有的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不管大车还是小车，不管坐的人多还是人少，跑的都是单程，总有一半时间是空车行驶。 　　公路运输企业的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公有轿车的运输成本是每万公里50361元，是运输企业的6．13倍。但是经测算，从每辆车的工作效率看，5辆公车仅相当于1辆出租汽车。从每万公里的成本来看，公车是出租小汽车的7．4倍。这是一笔很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全国政协委员、前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就曾指出，有的人思想观念有问题，对私人汽车总是要限制，我觉得倒是应该限制公家购车。 　　现在，上海市有些路段，对公车限制行驶，对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却网开一面，这就选择对了。有人设想，如果把一半的公车变成私车，道路资源还是这些，路一定比现在好走。为什么？私车可以减少空驶的里程，增加有效运行里程。据测算，公车的有效行驶里程顶多只有70％左右。改革公车制度，不但省钱，而且省路。仅仅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交通效率的角度看，现行的公车制度也该动动手术了。 <JZ|>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公家出钱配备交通工具，自古有之。近代有了小汽车，办公备用小汽车自然最为方便。小汽车在英语中本无特殊含义，但中国人译成“轿车”，是神来之笔。在一般人买不起小汽车的时代，轿车同样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但是今天已大不相同了，汽车产量越来越大，价格已非高不可攀，不仅私人拥有小汽车的人日益增多，社会汽车服务业也早就成了“买方市场”。到街上办事，只有揽不着活儿的车，没有打不上车的人。大部分公车的职能，完全可以由社会服务车辆来代替。 　　在国外，公车主要是指承担社会公共运输的车辆，私车指个人车辆、单位自备车、商务车等。在以小轿车交通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除了私人自备汽车外，各个单位，包括政府各个部门一般都没有自备客货运车辆。如有事情，通常打电话给客货运专业运输公司，公司即可按租车单位的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完成任务。而在我国，这种公司的潜力却一直没有得到发挥。建设部的一位官员认为：我国公交服务能力受社会车辆的影响很大。公车增长迅速，公共交通增长缓慢，原因之一是现在的财政体制。如果单位公车减少了，高效率的社会公共运输业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反过来能更好地保证公务用车的需要。 　　公车改革，就是放弃过时了的、由每个单位自行投资购车、车辆公用的用车方式，而把这部分职能，交给效率更高的社会汽车服务业来完成，减轻各单位的经济负担和管理负担，根除公车带来的种种弊端。公务用车的费用，按不同工作的需要转化为货币，发放到个人手中，既保证了需要，又体现了“待遇”。 　　深圳公务用车的改革方法，是实行领导干部交通费用包干制度，让公务车由现在的实物分配，过渡到货币化分配。但整个改革分步进行，先将目前公务用车的数量减少一半，再逐步到位和完善。 　　大庆市的步子迈得较快，实行车改的63个市直机关单位（含有机关职能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数已由原有的316辆，减为118辆，平均每个单位保留的公务用车不足两辆。机关专职公务司机安排下岗80人。 　　改革的效果是喜人的，仅节约费用这一项，据统计：扣除改革后发放的交通费和应承担的公共用车费用，63家车改单位同上年财政包干费用比较，共节省各项费用293万元，减下来的198辆公车被司机、干部买断或上交后拍卖，所得784．52万元。第一批车改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000万元以上。如果加上全市机关今年不再购买新车所节约的费用3300万元，车改共节支4000万元以上。 　　公车改革的总体方向，无疑是实现公务用车分配的货币化，但眼下一步到位尚有困难。深圳与大庆在车改上的不同做法，给人们以启示：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除了像公安等特殊部门外，各单位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公务用车业务，改由社会专业运输企业承担。逐步地，和住房改革一样，把用车补贴工资化，彻底根除公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