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36.gif> 　　爹读过几年私塾，对学问的追求和期望很高，爷爷有句话爹一直奉为至理名言，那就是不读书的人永远是被欺负的命。所以只要我们有学上，家里再苦再穷都会全力支持。两个姐姐嫁的都是庄稼主，靠劳力讨生活，也不能给家里多少帮助。临到我毕业参加工作了，家里没有一毛钱。但爹还是一口气儿给我置办了一整套上班的行头：一只125块钱的上海手表，一辆120多块钱的自行车，还有一件短大衣。因为离家远，礼拜回家得骑车打来回，我也奇怪爹哪里来的钱，但走向新生活的喜悦让我忘掉了一切，直到20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爹做了一辈子木匠活儿攒下的一副寿材换来的！为了给我置办行头，爹把它卖了。 　　终于，我毕业了，可以挣钱了！原以为我一工作就能让爹娘享清福，这个美梦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立时破灭。因为工资袋里只有24块钱（那时老师的工资很低），那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在别人的父亲退休回家安享晚年的年纪，我的爹却来到城里打工养家糊口。那时爹已经是快60的人了！我真恨我自己没有本事，让爹那么大岁数还要为生计操劳！那时爹在一家煤矿上做木匠活，每天挣两块四毛钱，其中一块五要交给村子里买工分，剩下的钱除了每人三顿两毛钱一斤的黑面馒头和几分钱的菜帮子就所剩无几了。也是在那时，爹干活时被电刨子削了一截手指头，他一直瞒着家里在矿上继续干活，直到几天后我去看他，才被我看见他包着纱布的手…… 　　（焦波说着说着不禁落下泪来：“如果是现在，死活我也不会让他再干……”） 　　工作后每次回家，我都借别人的相机给爹娘照几张。也不为什么，当时就是很迷摄影，又想多给父母留几张影。以前家里穷，爹娘多半辈子都没照过相，我要为爹娘把以前的亏欠都补回来。 　　开始爹娘挺高兴，觉得儿子能给自己照相了，很出息。照多了就开始奇怪，有张全家福不就行了吗，干吗老照呀？咱又不是大明星，有什么可照的？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照片上了报纸这才知道。啊呀，原来那是儿子的“作品”呀！在爹娘看来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都上报纸了，一般人哪能在报纸上出现！ 　　从此在爹娘眼里我拍照就成了桩严肃的伟大事业。爱读报纸的爹很快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报纸上儿子发表的每幅图片后都署着“焦波摄影”几个字。爹琢磨着告诉娘说以后得改口了，儿子那是“聂影”（山东农村“摄”只念了半边），不是一般的照相。在他们看来，摄影是有着更为庄严郑重的意义。以后遇上乡亲们请我给他们“照相”，娘都要认真纠正说“那不是照相，是聂影”，还在一旁费劲地把大家逗得表情自然，那是娘从以往我给她拍照时得出的经验，娘把那理解为摄影和照相的本质区别。 　　有一年我回家，看到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我放大后寄回来的爹娘的照片，下面却多了一行字，是爹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去的四个字——“焦波摄影”。我为爹的那一份看重和深爱不安了许久。1994年我考上了《人民日报》记者。我回家跟爹娘商量，爹说当然要去。在爹看来好男儿是要闯天下的，更何况这一下就闯进了首都北京。爹说他一向反对“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家里还有桂花呢（桂花是大姐家的闺女，十来岁就跟爹娘一起过了，感情很深，一直舍不得离开。后来招了女婿上门，支撑着一个家）。爹总是说，俺和你娘这一辈子不求别的，只要你能有出息，就是对祖上最大的孝敬了。可是爹呀，难道您真的不希望让儿子在您膝前尽孝吗？ 　　离家远了，为了及时了解爹娘的生活状况，我先给大姐家安了一部电话，因为大姐住得离家近，有什么事好有个照应。后来又给家里装了一部，不为别的，就是听个声儿。爹娘岁数大了，耳朵不好使，有时候打起电话来更像单方通话，虽然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些什么，但至少是个心理安慰。而从爹娘的声音里我能听出他们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真像他们告诉我的一样康安无恙。因为怕我担心，他们生了病都瞒着我，现在有了电话就瞒不过我了，听出声音异样我就会逼着他们去医院。别人的话娘都不听，就听我的。娘不好意思让别人老远跑到家里来。我有个朋友在县里的医院，如果娘坚持不肯去，我就会托他来。一次两次，娘见拗我不过，以后只好乖乖地去医院，因为善良的母亲不好意思太麻烦别人。所以有时候情况紧急，外甥女就假传圣旨，骗娘说“我舅舅打电话来了说让赶快上医院”，娘这才肯去医院（在我们那小山村，很多老人为了给儿女省钱，病了都不肯去医院，拳拳爱心，日月可鉴）。 　　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年，只要能抽出时间，我都会回家看看父母，哪怕是看一眼就走。爹娘从来都是对我说要以事业为重，我会听爹娘的话，为了成为一个爹娘一直教导的有出息的人，也是为了让他们高兴。可我同时也是一个儿子呀，爹娘辛苦这一辈子，我有责任让他们有一个尽可能幸福的晚年。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还懂点儿摄影，所以每次回家都会给爹娘照几张照片。其实越是拍到后来，我越是觉得爹娘是一本深厚的书，要用一辈子去读。 　　等生活稍稍安顿下来，我就开始筹划让爹娘来北京看看。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念叨“万里长城万里长，八达岭上好风光”。爹是盼了一辈子，我怎么也要让二老了却了这桩心愿。可跟爹一提，爹却说年纪大了，不想来了，在电视上看看就行了。我开始很纳闷，和爱人一商量，这才明白爹原来是舍不得儿子花钱，怕给儿子增添负担。善良的爹娘这一辈子从来都是为人着想在先，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来还是搬出我爱人去请，爹才给了个“面子”。爹娘来前，我和爱人先到天安门广场去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因为天安门那块儿不准进出租车，我们得先看好是用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拉着爹娘四处参观。爹娘毕竟都是80多岁的人了，腿脚不比以前。 　　给爹娘拍的那组照片原本只是我们家庭相册的一部分。无意中，被主任看到，主任建议我投给××，不料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以往的很多奖都没被记住，人们一说起来就是我给爹娘拍的那些照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有了给父母出专辑、办影展的念头。到1998年母亲就86岁了，父母结婚也已整整68年。我决定为娘过一个“大”生日——在中国美术馆这个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为我最普通平凡的爹娘办个影展！让爹娘从无人知晓的小山村走到世人面前。 　　我知道爹娘并不在意这些虚荣，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是我对爹娘的一番心意。 　　其实爹娘到这个年纪，对物质上的东西已经看得很淡，虽然之前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吃了很多苦。自己少不更事的时候会想当然地认为长大了一定能让爹娘过上别人一样的幸福生活，爹娘为自己吃的苦日后都会得到加倍的报偿，其实这根本只是自我安慰罢了，父母之爱是你这一生都无法回报的。“养育之恩”是很简单的几个字，可这背后沉甸甸的是父母含辛茹苦的一生啊！ 　　我很清楚办影展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搞摄影这一行收入很可观，可事实上我在人民日报社的月薪只有1300元，交完800多的房租，基本上已所剩无几，所以我有时也利用业余时间给人拍拍广告片什么的，挣点钱。本来今年我和爱人准备贷款买房，因为北京租金太贵了，老租房也不是办法。可娘已经86了，身体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再推几年我真不知道爹娘还能不能亲眼看到儿子专门为他们办的影展。可办影展需要大笔的钱呐，这完全是个人行为，费用是个大问题。不像前几年，还能拉拉赞助什么的，现在没有明显的商业回报根本拉不到赞助。在知道我的忧虑后，妻子拿出这两年我们精打细算省下来准备买房的钱，只简单地说了几个字“办影展吧”。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些年妻子跟着我吃了很多苦，都这个岁数了还漂在北京居无定所，好不容易存下点钱，我又……好在8月份我给父母拍的一组照片得了首届国际民俗摄影大赛的最高奖——人类贡献奖，66000元的奖金为我给爹娘筹备影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获奖后我回了趟家，我忍着在电话里没说，我想当面告诉爹娘，给他们一个惊喜！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爹娘当然很高兴，连口说：“不孬！不孬！” 　　可没人问我奖金的事，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只好自己提醒爹：“您猜奖金有多少？”“多少？”“六万六啊！”我自己还没从那种天上掉馅饼的惊喜中完全走出来，可爹却没有我想像中的激动，虽然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也没挣过、更没花过这么多钱。爹只是笑着说“什么钱不钱的，咱要的是那个名誉”。爹一句话说得我很是惭愧，也更坚定了我给爹娘办影展的信念。 　　筹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赶回家去接爹娘，想让他们早点来，趁天儿还不太冷（娘有肺气肿，天冷爱犯），把上次来北京没看的地方都去转一转，爹娘都已这么大年纪，再不去，怕以后就没机会了。游完了差不多就是娘86大寿的日子了，那天我要送给爹娘一份特别的礼物——《俺爹俺娘》摄影展，我还要让爹娘亲自为摄影展剪彩。回到家跟爹娘一说，爹娘很兴奋。娘不明白活动是怎么回事，就理解为是请她去北京开会。所以她逢人问起就自豪地回答说是到北京开会，娘认为能到北京开会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能被邀请去北京开会娘特别高兴。娘又问在会上她该做些什么，我说“请您剪彩呀”。娘问：“什么是剪彩？”爹说：“我知道，电视上不是有嘛，拉个红绸子从中间剪开。”娘很可惜地撇撇嘴：“那多瞎呀（地方话，惋惜之意）。”爹说你不懂，娘推着让爹去好好磨磨她的剪刀。爹那两天老看我8年前出的那本长征路的画册，嘴里嘟哝着：“不容易呀……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去给你剪这个彩。” 　　可临走，娘的肺气肿犯了。我赶忙把娘送到医院，这一次娘病得挺厉害，脸憋得通红，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我一直守在娘身边，病情稍有好转娘就嚷着要出院去北京给儿子剪彩。我问院长母亲这几天能不能出院，院长很肯定地摇了摇头。等母亲病情稳定了，我托付外甥女好好照顾娘，自己急急忙忙赶回北京布展。走前特别叮嘱外甥女，一切以身体为重，到时候能去就去，身体不好一定不要让母亲去。 　　11月30日，我接到亲戚的电话，说爹娘已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就在火车上，娘还在打吊瓶。随行的医生是我那个原来在医院的朋友，叫王福义。当时他在济南学习，听说后去医院看娘，娘死活都要来北京，可医院不肯。他就回去请了一个星期假，和医生详细地研究了方案，做了充分的准备，带着氧气袋等各种急救设备，冒险带娘上了火车。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顶着很大的压力，为了成全一个儿子对爹娘的孝心，更是为了不让两位老人留下遗憾。回山东的时候，福义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送他一本书，题着他父母的名字，他要送给他的父母。 　　当我从车窗外看到脸色涨红的母亲，我的心都揪紧了。我当然希望娘来，可不希望娘这样拼着老命来呀…… 　　（坐在对面的焦波眼睛又一次落下泪来） 　　为了参展方便，我把爹娘安顿在离美术馆只有一站地的一个旅馆里，为了陪爹娘，我和爱人也住在旅馆。开幕式前一天晚上，爹娘还在旅馆里拿纸模拟剪彩。爹用惯了凿子、锯子，当然不如一辈子使剪子的娘剪起来灵活，所以一开始总比娘慢半拍。爹还不承认，说是因为娘先动手了，得给娘喊“一二三”，“因为咱们得一块儿剪，还得一块儿剪断，剪不断别人会笑话的。”爹对娘正色道。爹觉得剪彩是件大事，即使咱不是领导人也得有个领导人的仪表和样式，得像那么回事。 　　12月1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20多年的亲情积淀，一年多来的苦心经营，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俺爹俺娘》摄影展开幕。我以它献给我的爹娘，也是献给天底下所有善良劳碌的父亲母亲，献给经历了一世风雨的所有的老人。 　　娘走路不方便，那天我背着娘仔细看了一遍影展。回到旅馆，娘有点意犹未尽：“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大会，原来就这么点小营生。”娘觉得场面应该更大些，她不知道在场的文化部的领导是个多大的官，只是觉得还不够兴师动众。我没有办法让娘明白这之中的意味，那些讲话娘听了就像没听，什么“风风雨雨20年”，娘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娘只知道是许多人通过这个仪式在给她过生日；只知道这是儿子的一件大事，应该更隆重些。 　　下午爹娘和我一起去三联书店签名售书。那天爹戴着他的老花镜，用他久已不用的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认真，写完左端详右端详，摇着头说：“老了老了，眼花了，写不好了，不写了不写了。”可读者一个劲儿说好，爹于是很勉为其难地继续写着。娘不会写字，刻了个章，盖得很认真。这个用劲儿小了看不清，娘会“使个劲儿”；哪个名字盖反了，娘也要重盖，直到“好了，正了”。娘不识字，但这并不等于娘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从中国最高艺术殿堂到最好的文化书店。娘是儿子的母亲，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巨大的反差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和谐的，在情理之中。 　　原本我还可以陪爹去看看天坛和十三陵，上次来京没来得及去这两个地方，爹一直很遗憾。可爹哪里都不去，在北京的这些天爹整天守在母亲身边，在旅馆的小房间里坐着，哪里都没有去，爹说就是来给我剪彩的，“给你剪彩，我这一生就完成任务了”。爹一句话让我喉头一紧。 　　影展出人意料地轰动。有人评价说它是近年来惟一一个让人落泪的影展。人们看影展通常都会乐呵呵地出来，而这一个是让人深思让人动情的。一位年轻的母亲是领孩子来看的，她请我为孩子签名时，很忧虑地说：“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日后会不会这样对待父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大连小伙子，他在那张母亲抱着麦穗的照片前久久不肯离去，他对我说在那张像前他哭了三次。当天晚上，我收到他的传呼留言：“我是那个哭了三次的小伙子，我已买好回家的机票，我要回家看母亲。”不说别的，只要这个影展能让更多的儿女多回家看看爹娘，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生我已欠爹娘太多，和天下所有受恩于父母的子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