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45a.gif> 　　20年前，我们吃、穿、用几乎都得凭一张张票证。对今天那些打扮入时、出手阔绰的青年人来说，这一切是难以置信的，但这确确实实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票证故事》(高立林主编)一书收录了一则则有关票证的真实故事，今天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今天我们每人手中恐怕仍会拿着一叠叠票证。这样的历史是不应当再让它重复的。 <JY|>——原编者 <JZ|>粮　票 <JY|>●邢芃 　　清理书报旧物，从三十多年前的大学讲义里抖落出一张1962年北京市五斤粮票，引出一段早已忘却的苦涩回忆。 　　那是孤身来京在北京邮电学院求学的日子。17岁的我，高1.83米，定量32斤半，月伙食费12元5角。清汤寡水，饿得我体重只102斤，外号“排骨”、“大头钉”、“大刀螂”。以致每次体育课教游泳，我都羞于脱去背心，不忍让老师同学一睹肋间的惨状。 　　记得一个周日，团支书李淑琴动员大家去积水潭打榆树叶，据说是因为学院缺养猪饲料。60年代，支书一句话非同小可，全班40余人立即上阵，列队出发去响应组织号召。颇有才气的团宣委何报琼还即兴创作《初秋打树叶歌》一首。苦找一上午，反正是喂猪用，不管嫩叶、老叶，榆叶、杨树叶一块撸，收获颇丰，满载而归。晚饭时，每人菜包两个。狼吞虎咽之后，发现这菜馅有异，略苦而且缠绵。后来才知就是我们扛回来的几麻袋树叶子。原来，这不是喂猪，而是喂人的。 　　学院党委书记杨思九在一次形势教育大会上一句话说得多少人潸然泪下：“同学们：我知道大家饿，其实，我也饿。但是……” 　　一日，正当饥肠辘辘上自习时，突接二姐来信，说她和姐夫已调京工作。周日，我兴冲冲赶去。二姐见我三分钟内吞下两大碗面条，临别时泪眼矇眬地硬塞给我五斤粮票，在当时，这是最贵重、最真情的赠予了。我放在身上怕丢，夹在书本里怕忘，先后换了几个地方，只备一旦饿得爬不起来时再用。不料，最终还是“丢”了。急得我难过了小半年，在同学中还不敢声张。因为，在当时为粮票、吃饭，朋友间、家人间闹纠纷，甚至反目为仇者并不鲜见。 　　“嗨!爸爸这张粮票太棒了!给我吧。”儿子一声吆喝使我惊醒。他迷集邮、集币，不知何时又迷上集粮票。“爸，这粮票可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绝品，月坛集邮市场也极少见，至少值上百元。50年代最贵的一张粮票价值数千元……” 　　耳听儿子的粮票收藏经，我心依然一片苦涩。鸡鸭鱼肉、雪碧可乐喂大的一代青少年，刚17岁就长到1.90米，重达200斤，比当年也是17岁的排骨大学生爸爸重了一倍，他何曾体味过父辈经历的艰难、祖辈解放前的困苦? 　　小小一枚粮票，从60年代的救命票证，到90年代珍稀藏品，不正是时代变革与进步的印证吗?面对这粮票，那无名的困惑，涨价的烦恼，似乎冲淡了许多…… 　　于是，我小心翼翼夹起粮票，郑重交给儿子：“给我好好保存，传下去。别说100元，再值钱也不准卖!”随后，我挺着无可奈何日渐膨胀的大肚皮，掏出100元：“去!再给爸买十包减肥茶!” <JZ|>30斤粮票救活两家人 <JY|>●周子元 　　这是发生在1961年仲夏的事了。 　　当时，我——一个贫农的儿子依靠国家每月发给的18.5元助学金在清华大学念书。其中3元是当作零用钱发给的，实际上我都积攒着用于购买书籍、文具用品或回家的车票了。剩下的15.5元是伙食费，加上每月定量的30斤粮票，这个数目与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相比，我们算是“天之骄子”了。 　　这年暑假，学校动员学生回家乡进行社会调查，我便怀着回家探视老母亲(父亲早逝了)的急不可待的心情，接过北京同学递过来的一张张半斤的“糕点票”和一个个可买二两糖块的“购货证”(当时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点心，凭证供应二两糖块。我将每月的这个定量都给家在北京的同学了)，购买了三斤糕点和一斤二两糖块，揣着10.35元的学生票，登上了北京开往武汉的103次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长沙，然后又几次转汽车回到地处湘潭县山坳坳的家。 　　“你回来得正好，你妈还不知死了没有。”在离家十多里的镇上下汽车时，一位邻居对我说。顿时，我如五雷轰顶，连走带跑，到家时只见近70岁的妈妈已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持家的嫂嫂(哥哥在郴州做木工)和我那三个小侄子见到我后，哭成一团。就在嫂嫂缓步领我去厨房擦那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的瞬间，可怜的妈妈竟翻出了我放在她枕边书包中的点心，给了三个小孙孙一人一个，她自己也吞吃了一个。看着锅里煮着的野菜粥糊糊，我连忙取出袋里的30斤全国通用粮票奔向了公社粮店。“这粮票里面还包含油，能再买点油吗?”我恳求说。“能买到粮就不错了，这里没有油。”售粮员诚恳地回答。 　　不知是妈妈见我回家兴奋，还是那块点心的作用，待我背回30斤大米时，她居然能下床扶着墙壁走动了。 　　可想而知，带着饭粒的野菜团子比那黑糊糊的野菜粥好吃多了。晚上，妈妈让我将这袋子大米分成了两半，撑着那极虚弱的身体，领着我将其中的半袋大米送给了住在隔壁的大妈家。那一家男的不在家，女主人拖着四个孩子几天没揭锅了。我那年仅8岁的小侄子对此极不乐意，甚至哭闹，妈妈直说：“度过这一阵子，再过一二十天早稻就下来了，或许能收点……” 　　为了减少一张嘴，我干完该干的农活，在家呆了12天就返校了…… <JZ|>当了一回“乞丐” <JY|>●张　峥 　　已经进入80年代了，我仍为二两粮票当了一回“乞丐”。 　　那时我在石家庄当兵，趁着“八一”放两天假决定回家看看。午饭没顾上吃就急匆匆赶到火车站，打算乘中午1点的过路车回京。原想撑4个小时回家后午饭晚饭一块吃，谁知火车晚点了。等待中，肚子咕噜起来，我就想索性随便垫点，让肚子舒服了坐上安稳车。待走进一家饭馆买饭时，才发现没带粮票，又不甘心白排了20分钟的队，便硬着头皮跟服务员求情，请她看在革命军人的份上卖给我二两包子，加钱也行。她说不行，第一没这个规矩，第二革命军人应该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我说：“你总得卖我点什么吧，什么不要粮票?”她一指卖面条的窗口：“面汤，免费喝个饱!”我一听这话呛上了茬儿，自己又不在理，只好放弃了包子。踱出饭馆，肚子开始大声抗议，还得想办法填饱它。我想起了有一次买点心，前面一位老太太没有粮票向我“借”的事，便有了主意：向过路人要二两粮票，反正数量不大，一般人都能承受。可向谁要呢?穿个军装站在广场上要粮票?多丢人，太有损于军人的光辉形象。所以只能向当兵的要，一来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别人以为我们搞什么“军事活动”呢；二来对方不会太反感，有道是“兵兵相助”嘛。瞧准一位面相憨厚、军装较新的小兵，我走过去拦住，小声地说：“同志，给二两粮票好吧?”小兵脸倏地红了，慌忙从兜里摸出一张三两的全国粮票塞给我，赶紧走开了。我就近用二两粮票买了个面包，剩下的一两粮票一直留到了现在。每次看见它，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当时我每月有45斤粮票，仅仅因为没有随身带上，哪怕是二两，就沦落成了“乞丐”，这在我当兵生涯中是一件难以忘怀的苦涩的事。 <JZ|>遗　恨 <JY|>●黄雅琴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病魔终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我们兄妹四人围着妈哭作一团。该怎么料理妈妈的后事呀，爸爸还关在千里之外的“牛棚”里，我们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 　　直到深夜，邻居大婶悄悄溜过来，为妈穿上棉衣、棉裤，吩咐我们务必再找一条单裤罩在妈妈那条打补钉的棉裤外面，说是有讲究的。我们把箱子底都翻了上来，也没找出一条像样点的裤子。可怜的妈妈，因为布票紧张，家里孩子又多，几乎没给自己做什么衣服。大哥无奈地让我脱下正穿着的一条半旧的蓝布裤子，给妈穿上了。 　　我们一连守了妈妈三天，大哥的一位同学劝我们把妈妈送走。我们也明白不能长久地把妈妈留在家里。于是大哥吩咐二哥在家看护小弟，我和他还有他的同学，将妈护送到八宝山。 　　告别妈后，快走出八宝山的大门时，哥的同学说：“现在布票很紧张，买一床被面要用去一人一年的布票，你们是不是把你妈身上盖的被面拿回来呢?我看太平间那一排排睡着的人都没盖什么东西。”大哥犹豫了许久，终于艰难地往回返，去取那条已经很旧的被面。 　　一会儿，大哥脸色苍白地走回来。他问我：“小妹，妈的脸是冲里的吗?”“好像是。”我说。“我拿了被面走到门口，回头再看妈时，妈的脸竟冲着门口呢，妈一定是怨恨我拿走了被面!”“原谅我吧，妈，小妹马上就要下乡去，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啊……”哥一路喃喃着。我的心好沉，好沉。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商场里穿的、铺的、盖的应有尽有，动辄要用布票、工业券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了。 <JZ|>小一号 <JY|>●甄　斌 　　现在到商店去买鞋，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皮鞋、旅游鞋、球鞋、布鞋准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可在三十多年前，在国家自然灾害期间，买双鞋可得费尽周折了。 　　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赶上国家自然灾害，买什么东西差不多都要票，吃的要粮票，喝的要酒票，抽的要烟票，穿的要布票。一个星期六，我父亲单位发了一张鞋票，于是星期天一早就带我去商店买鞋。可能是临时销售紧俏商品，商店门口处摆放了几个纸箱子当柜台，几个售货员穿着蓝色棉大衣坐在纸箱子后面边聊天边卖鞋。鞋只有两种，一种是黄色的解放鞋；一种是黑色的灯芯绒轮胎底布鞋。我们到商店已经晚了，解放鞋只剩下一双了，还有几双是布鞋。 　　父亲想给自己买解放鞋，他拿着那双惟一的解放鞋翻来覆去地看，还穿在脚上试了试，可惜小了点。经过再三权衡，他还是把这双小一号的解放鞋买了下来。回家的路上，我问他鞋小一号为什么还买?他说：“这鞋结实，能多穿两年。” 　　这双本想多穿两年而买来的解放鞋，到底因为太小，没多长时间大拇指处就被顶破了。就这样，父亲仍穿着这双顶出了洞的鞋上下班有半年多的时间。后来好像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了，父亲才买了一双布鞋，不再穿解放鞋了。 　　看到父亲新买的布鞋，我曾问他，怎么不买解放鞋穿了。他用一贯简练的语言回答：“捂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