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印章
1999 年第 4 期
· 名人轶事
·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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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大壮自学刻石，他能根据石面形状随形下刀，妙造自然。
赵古泥(赵石)为常州书家唐驼治印，因“驼”字不见于《说文》，故用“佗”字替代；唐驼取阅后，将印章退还，称“佗”有误。他即当众磨掉印章刻字，且与润资一并退还，说：“想不到唐某不愿做人，反而做畜牲。”
魏绍昌1960年编《养猪印谱》，由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共刻印100方，分《社论篇》(各省报社论题目)、《语录篇》(养猪谚语)、《良种篇》(猪种)、《宝藏篇》(猪浑身是宝，所刻字是“猪头”、“猪尾”、“猪毛”、“猪粪”，边款相应刻其各种用途)。后因三年自然灾害未能出版。
鲁迅手书赠内山完造条幅，当他在内山书店写完后，发现未携带印章，就笑着说，“捺个手印如何?”即就用手蘸了印泥，捺了一个右手拇指的罗纹手印。
郭沫若1944年为重庆明秦良玉遗物展览写诗四首，办展览者将它刻印，并在诗前面钤以秦良玉的“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由是人群争相抢购，且多有邮购。
闻一多40年代在昆明制赠华罗庚印章，旁刻有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幸贻指教，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截。若在战前，不值两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