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52.gif> <JZ|>山东烟台的乡镇企业 　　邱：我记得，上次您提到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曾经明确提出要搞一批国有企业来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这些试点后来为什么没有结果了？它们是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杨：是这样。当时中央确曾决定要选100家国有企业搞这样的试点，国家体改委、经贸委也认真贯彻了。但搞了三四年，却走进死胡同里去了。最关键的就是拿不出一个统一和规范的试点方案。为什么？因为这“二心”、“三心”的问题实在不好解决。比如，既然企业是国家所有的，企业的产权（即所有者）由谁来代表？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应该如何确定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问题。再比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职工代表大会与企业经营者、公司董事会的关系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能不能理顺企业与职工关系的问题。再比如，企业的主要干部应该由谁来任命，能不能主要由董事会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来选择？这实际上是党要不要对企业生产经营领导的人事直接掌控的问题。由于对这些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始终达不成一致，统一规范的文件长期制定不出来，到1996年只好将规范的试点改为非规范的试点，美其名曰多样化，由企业自己提出方案经批准后实行。其实等于走了一次过场，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国企改革呼吁理论突破与观念更新 　　邱：看起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如果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些喊了多年的问题至今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国企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呢？ 　　杨：回顾我们曲曲折折走过来的这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应当看到，每一步前进，都是理论突破与观念更新的结果。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比如从1979年到1982年，我们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受到启发，差不多花了4年时间，才实现了从传统的国有国营的观念，前进到国有企业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多种方式经营的观念的转变。从1983年到1992年，我们又差不多花了10年的时间，才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的理论，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理论的转变。从1993年到1997年，我们又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理论，前进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理论转变。 　　在党的十五大前夕，一些同志曾经担心：国有经济的比重是不是降得太低了？对此，江泽民同志讲得很明确：“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控制力上，体现在国有经济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占支配地位上。” 　　弄清楚国有经济，即国有企业所占地位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过去对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有人会给主张改革者扣上削弱公有制、违背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市场竞争本身已经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将大批效益太差的国有企业淘汰出局，可以说，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要不要进行改革的问题；国企改革已成为牵动整个经济大局、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了。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和观念上的难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是否越大越好？ 　　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带根本性的改革，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如果不相应地跟上国企改革的步伐，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还将继续下降。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趋势了。如果我们的认识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非要靠国家财政力量或国家银行去保持国有企业的比重不下降，将来的后果就不止是国有企业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搞不好，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被拖垮，甚至引起某种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邱：能不能说，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已经严重滞后，拖了整个经济改革的后腿？而国企改革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又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某些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束缚所致？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无论是所有制问题，还是市场经济问题，包括您今天谈到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问题等等，几乎每一步改革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和几次反复，才能最终冲破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而有所前进。我们不大理解，公有制对于我们来说，究竟应当是目标呢，还是应当只是争取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一种手段呢？“文革”时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点早已成为笑谈，可是今天好像还有人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实际上是在主张为“公有制”而搞公有制。他们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从来都是主张“共同拥有财产”即共产，何尝提倡过“公有”？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更不存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简单地拿国有经济比重的多少来判定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国际上已经争论了上百年，国内也争论几十年了。邓小平曾明确讲过，我们现在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弄清楚，恐怕一下子也不容易弄清楚，至少是大家的思想不容易很快统一起来。因此，我们就应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思考，来办事，一切都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发，而不要拿太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和否定各种改革的思路和尝试，以致堵死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说到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现在恐怕已至少晚了10年时间。这确实与思想上不解放有关。有人把今天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说成是改革造成的，其实恰恰相反：完全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太滞后了，才有今天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实际上，从1956年我们过早地搞了国有化以后，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就一直在下降，至今每生产100元工业总产值，只能增加不到25％的新价值，其他都消耗掉了。这个增值率，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多。而我们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其产值增值率却差不多都能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在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却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始终停留在让利放权等“小打小闹”的水平上，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这才造成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可悲局面。10年以前，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至少还占有50％的比重，平均负债率不到50％，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困难，亏损面不到20％。如果当时我们的思想解放一些，锐意深化改革，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肯定不会降到如今这四分之一的水平，也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严重的困难。 　　现在国有企业亏损面还在扩大，一年的亏损金额已经从80年代中期的几十个亿，上升到1997年的几百个亿。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可以说完全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1994年的实际负债率已经上升到80％以上。1995年，国家对全国30.2万家国有企业搞了一次清产核资，结果扣除所占国有土地的价值不计，它们实际拥有的国有资产总量与负债额基本相等；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名义上还叫国有企业，但是，国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资产可言了。何况这些企业现有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机器、厂房、产品等实物，即使拍卖也未必能卖出相应的价钱，因此其所欠银行的贷款，相当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了收不回来的呆账和坏账。考虑到银行的钱90％以上都是广大城乡居民辛辛苦苦的储蓄和企事业等单位的存款，到期是必须支付本息的。如果继续这样硬撑下去，不顾一切地维持那些明明已经连利息也付不起了的国有企业，使银行的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以致资金支付困难，那就势必造成整个金融的危机。从东南亚各国近年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教训看，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反正是国家出钱，养企业不如养人 　　邱：您最近提出当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应采取某些应急措施，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想法。 　　杨：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有些问题正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是比较严峻的。在我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第二，国有企业效益太差。第三，就业压力很大。第四，存在着潜在的金融风险。而在这四个问题当中，最要害的还是国有企业问题。只要国有企业改革搞好了，效益真正好转了，其他问题都可以好转。 　　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因为国家的资源特别是资金，现在70％都被国有企业占用了，但它们创造的财富却只有30％多一点，当年新增部分才只占20％，最多只占整个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创造不了更多的供给，也创造不出更多的需求。因为它提供的增加值很少，国家的财政税收就上不去，新的需求也出不来。同时，它也提供不了更多的工资、奖金，有的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需求怎么上得去；职工需求上不去，城市需求就上不去；城市需求上不去，农副产品增加了也卖不上好价钱；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的需求也上不去。这是一个非良性循环的严重问题。 　　就业问题与国有企业的效益也关系密切。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些，给国家提供的财政税收多些，建设规模就可以大一些，增加就业机会就多一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开工率高一些，职工下岗也就会少一些，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也就小一些。 　　金融问题与国有企业更是直接相关。因为银行现在的不良贷款，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益好了，偿还贷款的能力增强了，金融的风险也就减少了。 　　因此，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国有企业。不抓紧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但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上面谈到的几方面问题，也都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我们在宣传上总是说“国有企业效益正在提高”或“正在好转”，给人一种好像还不错的印象。实际上，说“好转”，往往只是根据一个指标，如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比1996年增加了大约100亿元。但搞宣传的同志显然不了解，在此期间，光是由于银行降息（1996年底一次，1997年两次），国企的利息支出就减少了至少1000亿。一边是利润增加100亿，一边是利息少支出1000亿，你说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益是提高了，还是进一步降低了呢？ 　　去年国有企业的情况可以说更加严重。仅上半年它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按金额计算，大体上就相当于去年的大水灾。这场水灾造成的损失，根据温家宝同志的报告，大约是1666亿。而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呢，亏损是560亿，欠四大专业银行的利息增加了1200亿，增加互相拖欠款1500亿，产成品库存增加近400亿。这后三笔加在一起，就达到3100亿。乐观一些，只算三分之一收不回来，至少也有1000亿；再加上亏损的560亿，就是1500亿～1600亿，基本上等于去年水灾的损失。但这场大水灾，长江是百年一遇，嫩江是前所未有，而国有企业不过半年就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想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讲到，20年来的国企改革，除个别企业外，总体上没有取得大的成效。从一年多来的情况看，真正推进的难度还是很大。再拖下去，只需几年时间，不但大批国有企业将难以生存，整个国家经济也将难以承受。 　　因此，我考虑，在许多观念问题、权益问题还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改革不妨从长计议，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近期可以采取应急措施，按照60年代初的调整办法，区别不同情况，对国有企业进行一次关停并转。即把那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没有效益、扭亏无望、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已经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下决心关掉。但不叫破产，因为破产的后续问题很多，很难一下子摆平。只是关掉，什么问题都暂不处理，银行贷款也先挂账，职工按月发生活费养起来。如果下决心关掉包括1000万职工的企业，每人300元／月，一年的代价是360亿，我们完全负担得起。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损失，而且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总体效益相应提高，三年内大部分走出困境的目标也有可能达到，因为大部分效益不好和亏损的企业被关掉了。据社科院统计，现在国有小企业约有10万家，负债率超过120％，亏损面超过80％，不下决心关掉一批，整个经济形势就难以好转。 　　根本上还必须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一套既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核心还是要搞制度创新，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的问题。我相信，经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应该有决心也有信心，既迅速关停并转一批严重亏损的企业，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同时又从根本上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观念上的更新，从而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