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6.gif> <JZ|>德克尔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座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飘下来的雪，有时是给风吹落的，有时是被在松枝间跳来跳去的松鼠震落的。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落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滩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畜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鲱鱼。也和千百年来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是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彭湃，像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的劳动。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断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 　　从来不会号召一个人去做手工艺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好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成为作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被弄得闭塞而混乱。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名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当然，荷兰并非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和梯尔·乌兰斯比格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还在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着穆里塔图里的心。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被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亦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及其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他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径。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他们命令士兵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终因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了欧洲。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要他们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并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但都是徒劳。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到哪里也找不到工作，全家都在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像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而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已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他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子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一起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受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大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别想念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男孩。他怕这个男孩子会忘记对人们信任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过早地引出他的眼泪。 　　穆里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后来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但条件是他不许再在别处出版。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图里同意了，他回到了祖国。他们只给了他很少一点钱，但稿子并没有出版。他们买去手稿，仅仅是为了解除这个人的武装。在这个火药桶没落到他们手里之前，荷兰的商人和荷兰当局是不会安心的。 　　穆里塔图里终于没等看到正义就去世了。他还能够写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写出那些所谓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血写成的书。他尽其所能地斗争过，他牺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不久就会给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立纪念碑。 　　这就是把两个伟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还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什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感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