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
1999 年第 6 期
· 杂谈随感
· 赵鑫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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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和心都在同一个屋檐下，都长在一处，难分难解，是一家子，身(生理)总是听从心(心理、大脑)的指挥或调遣。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对的。比如，桌上有橘子和梨，我的大脑命令我的右手去拿橘子而拒绝梨。右手很听话，准确无误地选择了橘子，并将它剥开，送到我嘴里。无数次这类经验使我们形成错觉：好像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器官永远都服从我们的心，听我们大脑指挥。
其实不然。
比如，按心理，谁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呢?但是我们的处境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年我牙痛，我对我的病牙说：
“兄弟，帮帮忙，不要再痛了，我这几天还有很多事要做。看在我们相处多年的份上，你不要再痛了。我求你!”
我的病牙好像不是我的，还是照样痛下去，足足痛了两天，尤其是在半夜。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人的身心原来是分裂的，矛盾的，冲突的!这意识，正是一次哲学觉醒。
动物并不知道这分裂，只有人知道。这其实是人的悲哀。
英年早逝的钢琴教育家范大雷一直抱怨自己身体一些主要器官不争气，在临终前他说：“我多么想活下去啊!”但他的重要器官就是停止运转。
萧乾先生和冰心老人又何尝不愿跨进21世纪，做21世纪的人?但是他们的身体却在新世纪的门槛前不足1米远的地方倒了下去!
我又一次意识到：人的身心，生理和心理常常是分裂的!
人来自宇宙时空茫茫，经过几十年(人生不满百)的尘世之旅，又回到原处，回归到宇宙无限时空。有人乐观地说，这浮生之旅的开头和结尾都掌握在造物主手里，只有中间这有限的一小段光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不!我们的真实处境并没有这样乐观。
原来，在我们短暂的尘世之旅中，我们并不是完全自主的。我们常常是无可奈何，只好让许多同我们的心和脑对着干的因素或敌对力量牵着鼻子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我们的寿命，并不完全由我们的大脑说了算。我们是无助的!无助是人生的普遍处境。
在浮生之旅中，无助是个很重要的哲学概念。身不服从心，身心分裂，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最大的无助。
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无助：社会学范畴和哲学范畴的无助。
山区孩子因家境贫穷而失学便是社会学范畴的无助。它可以通过社会上的互助来解决。希望工程便是这办法。
但哲学性质的无助则是根本上的无助。面对它，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每天锻炼，慢跑。昨天，我的大脑对我的身体各个器官说：“弟兄们，感谢你们为我运转了60个春秋，请求你们再接再厉，再好好干20年，让我比较健康地跨进21世纪，因为我还要写出许多书。谢谢你们的合作，拜托了!”
这是我的心，我的脑，同我的身体(生理)的一次谈话。它是无声的，我的身体并没有回答，氛围却很悲壮。这可不是诗意的悲壮，而是哲学性质的悲壮，因而显得更深沉。
我活了60岁，只是最近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有两个我：生理(身体)的我和心理(大脑)的我，也就是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坦率地说，我偏爱第二个我——心理的我，经常抱怨第一个我——生理的我，但又不敢得罪他。因为时时处处第二个我需要第一个我的亲密合作，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在骨子里，第二个我只是把第一个我看成是一个不敢得罪的仆人。奇怪的是，主人寄宿在仆人的屋檐下!
这矛盾和荒诞的处境便是我们人的普遍世界处境。哲学所思考的不是个别处境，而是世界的普遍处境。
牛顿自然哲学所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具体轮子或铁球的质量、力和加速度的相互关系，而是普遍世界的质量、力和加速度的相互关系，于是便有了F=ma这条不朽的自然哲学原理。
医学是什么?医学就是第二个我对第一个我的强烈不满，并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镇压其叛乱行为。医学就是这两兄弟或主仆在同一屋檐下的肉搏和拼刺刀。这是一场内战。最后胜利者当然是第一个我，死亡便是明证。谁能最后不死呢?!但第二个我的求生存智慧和英勇战斗精神却是人类文明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