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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p48.gif> 　　王辉耀，41岁。广州外国语学院77级学生，曾在国家外经贸部任职。后赴加拿大留学，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MBA)，并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攻读研究生期间，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并应邀到日本讲学。后加入加拿大著名跨国公司SNC兰万灵公司，出任国际市场董事经理。1990年，被加拿大魁北克政府任命为驻香港地区及中国首席商务参赞，成为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中首位出生于大陆的华裔外交官。1993年，创立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任总裁，并同时出任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之一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 <JZ|>我给日本公司讲课 　　王辉耀说看完《北京人在纽约》只觉得王启明太走运了，因为绝大多数王启明式的人最后还是淹在盘子里了。他开玩笑说，他从不会有阿春那样的朋友，因为从北京来到加拿大，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华人餐馆打工。 　　王辉耀至今觉得最明智的事就是没有和大多数初到异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谋生的第一站选择中国餐馆。“餐馆服务员或送外卖之类的临时工作的确容易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永远不可能将这段经历写进你的履历里。这样你实际上是浪费了时间。 　　“其实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并不把自己放在主流的位置上，觉得在一个新地方，自己只是一个附庸，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地球是个村子，不妨换个思路，和村里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加拿大，王辉耀找工作的目标就是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即使是薪水很低，或是根本没有薪水，也去尽力争取。“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积累。” 　　第一年暑假来临之前，他在大学图书馆里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加拿大帝国银行在中国有项目，而且银行的副总裁曾在香港工作过，王辉耀就给那位副总裁寄去了自己的简历，他收到了录用通知书。 　　第二年暑假之前，他在一次听讲座时，很偶然听到加拿大城市联合会会长介绍，他们要组织中国14个沿海城市的访加代表团。会长刚走下讲坛，王辉耀就迎了上去，表示有兴趣为这个项目工作。这成了他的第二份暑期工作。 　　王辉耀找到的第三份暑期工作是有着四五千美元月薪、赴日本EPSON和SEIKO公司为其海外经理做培训的讲师工作。当时渴望获得职位的人很多，但西安大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生中只有他一人中选。 　　“日本方面一个是看重我当年在中国外经贸部工作的经历，再一个就是我前两份暑期工的经历。 　　“你看我就是这样发达的。”王辉耀偶尔会幽自己一默。 　　有了这三份暑期工作的经历，王辉耀到毕业时已经能和“资深”挂钩了。他就职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国际十大工程咨询公司之一的SNC兰万灵公司。 　　“如果到了国外总是在餐馆或是待在唐人街，机会自然就比较少。你得找一些机会让别人了解你。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王辉耀重复说。 <JZ|>我是中国最早一批MBA 　　王辉耀的名衔后边有个大家都很熟稔的“MBA”，他说：“不好意思赶上个时髦，不过这回先走了几步。”实际上，他先走了近十年。 　　工商管理硕士（MBA），80年代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字眼，到了90年代，已成为最时髦的选择之一。 　　王辉耀至今还留有当年外经贸部业务局局长同意让王辉耀同志出国留学的批件。“那时我有同龄人羡慕的工作，工作也给了我同龄人可能并不具有的视野。很庆幸很早我就有了国际人这个概念。” 　　王辉耀说现在国内MBA热肯定是个好现象，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本身缺乏商务实战的机会，学校与学校之间教授的流动性不大。而一些毕业留校的教师，更是缺乏实践经验和与企业交流的机会。 　　“国外教授MBA的教授不少都是有几年社会经历的能手，每个教授都会带来几个他经历过的故事讲给学生听，能够给学生提供经验性的指导。他们并不只置身校园，往往身兼数个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或是企业的顾问。每个星期，学校都会聘请一个大公司的总裁来校办讲座。教授们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往往也是让学生找一个实例进行案例分析，然后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几十个学生从不同角度，带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文化背景和经验就事论事，每个学生都能因此丰富自己的想象，增强思维方式和经验。” 　　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课程时，王辉耀就被请去给MBA学生办讲座，讲述中国的商务实践和实例。“很惭愧，其实比我有权威的大有人在。”王辉耀在同胞面前显得谦虚。 　　“MBA只是进入商界的敲门砖，最重要的是在实战中的表现。因为实践比理论更加有难度。” <JZ|>我要做新华商 　　张朝阳、沙正治这些名字伴随着Sohu、Sina逐渐被人熟知，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商人。他们给予企业最大的注资就是他们的大脑。 　　王辉耀说他们是新一代华商。 　　“我想我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说的新华商是指中国本土内，在不断成熟的经济土壤上诞生的，另外还有在海外的新华商。” 　　新一代华商在海外虽然也面临生存问题，但他们发展的起点要比老华商高得多。新华商多半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华商。后者只局限于一些小型的企业、作坊或餐饮业，经营范围也局限在自己的居住地。 　　新一代华商靠的是头脑，他们活跃在高科技、金融、咨询等领域中，他们的生意不一定只固定在一个地方。一台手提电脑、一部全球漫游的电话，使他们不论在何处都能获取来自公司、客户和市场的各种信息。 　　王辉耀有意加入新华商的行列。在香港做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首席商务参赞任期届满之后，王辉耀选择了商务咨询作为一个优先发展的重点。他创立了亚加国际集团，并把在中国的办事处放在了北京。 　　“在国外，80％的MBA毕业生首选就是咨询公司。咨询业在中国是新兴行业，也是个有前途的行业。 　　“有人说，华人在海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处境尴尬。其实这是个概念错误。换个角度想，这其实正是他们的优势。他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可以与西方人沟通，更无须说东方人。我想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让加拿大和中国碰撞出商机。” <JZ|>我在香港做外交官 　　王辉耀的许多行为常常会让性格内敛的同胞不禁说：你居然敢？ 　　只要有机会，王辉耀从来都会毫不客气地参与竞争。1990年，王辉耀和几百个人竞争加拿大魁北克省驻香港地区及中国首席商务参赞一职。 　　“其实面试的时候，他们觉着我不是法裔，法语也不很好，而魁北克省主要是法裔聚居区，官方语言也是法语。我似乎不占优势，但我告诉他们我的优势在哪里…… 　　“我在国际级大公司做过，做政府工作和管理公司是一样的。商务参赞是帮助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及香港做推广，相当于魁北克省的销售部。他们听到我的这些想法后，觉得比较新，对我就比较有兴趣了。” 　　于是，王辉耀离开SNC兰万灵公司，成了加拿大魁北克省驻香港地区及中国首席商务参赞。这是华人第一次出任此职，他也是所有参赞级外交官中最年轻的一位。 　　王辉耀说别人常常认为他“胆大包天”时，他会认为理所当然。“这可能是个概念问题。” 　　王辉耀在SNC兰万灵公司时，工作仅6个月就被提升为董事经理。如此迅速的升职在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中是少见的，尤其他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王辉耀参与了长江三峡水电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香港维多利亚港口交通管理系统项目。前者是长江三峡工程中外国公司介入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项目，后者是加拿大在香港目前最大的一个项目。当时他只有29岁。 　　王辉耀找到上司递交了一份工作业绩表和副总裁职位说明书。“我觉得我能当副总裁。” 　　“你太年轻了。” 　　“所以你才应该给我机会，把我尽快培养起来。我是处在上升期的，有前途。我发展了，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 　　公司并没有给他副总裁的位置，但他成了公司里升职最快的、最年轻的董事经理。 　　王辉耀的概念由来已久。当初在外经贸部业务局时，他就自告奋勇写了一份“通天”的报告。 　　当时局里需要给部领导和中央写一份报告，说明一项对外项目全过程，以及承包该项工程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观念上的问题。“由于该项目其他经办人尚在国外，部里只有我熟悉前后的全部情况，于是我主动要求承担撰写此报告的任务。”局里苦于无人，也就同意由这个刚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新业务经办来试一试。 　　王辉耀说：“我的这个报告不仅部里的领导看了，中央最高领导层也看了。当时总书记胡耀邦还做了批示。后来全国的外经贸系统还组织传达和学习了这一批示。 　　“我没想到，我这份包括很多的观点和建议的报告，居然会受到中央的欣赏和肯定。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王辉耀说，41岁了，值得骄傲的事有很多。工作和生活，他说自己更看重生活。他很少加班，也不怕他不在时公司会出点乱子。该休假时他休假，孩子们放假时，他会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闲暇时，循着张爱玲小说中的香港故事去踏访一些旧日里的胜迹，在一个周末的黄昏去香港的山头浮想一下小说里的那个故事。”王辉耀说这话时让人想起他英美文学学士的背景。他对自己说：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朋友们说：王辉耀脸上并没有生意经，总透着诚恳，有人情味，有情趣。听罢，王辉耀忍不住笑了。这笑容里有几分得意，但不轻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