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22.gif> 　　20年来，我国私营经济大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萌生、起步阶段（1986年以前），曲折发展阶段（1987年—1991年）和高速增长阶段（1992年—1997年）。 　　私营企业在1988年取得合法地位之前，没有统一的名称，也没有较大范围的统计数字，各地在调查统计时称之为“专业大户”、“个体大户”、“雇工企业”、“新经济联合体”等等。 <JZ|>“就判他7年刑吧” 　　1971年，福建省石狮镇查封了12家“地下工厂”，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其中一位“像章大王”吴夏云月收入300元，专案组认为，省里一般干部月工资57元，超过这个标准即为非法收入，算出他所获非法收入7000多元，“就判他7年刑吧”。 　　1974年，石狮小商品市场再度兴起，1976年步入繁荣。1977年4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指示下，石狮镇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被拍进电视纪录片《铁证如山》，画外音是“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60多万元！”经反复清查批斗，最后抓了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分子”11人，万元以下千元以上的100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88)》一书主编)形容，1978年以前，一些地区尚未成型的私营企业躁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母腹之中，跃跃欲出，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则起到了催生婆的作用。 <JZ|>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项区别工作，即把大批参加公私合营、没有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小商贩、小工业者认定为劳动者，同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加以区别。 　　在个体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雇工经营现象在各地出现，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敏感问题，一些政策研究部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陆续组成调查组进行调研。 　　1979年，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1980年增加到105亩，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1万多元。1981年5月29日至9月19日，《人民日报》就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 　　同年9月12日，安徽省《芜湖日报》报道了《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曾在60年代因投机倒把罪被羁押、绰号“傻子”的年广九生意日趋火爆。1981年至1984年，他的雇工由3人发展到103人，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市瓜子产量由原来不到100万斤，猛增到1984年的3000多万斤，税收达400多万元。 　　对于雇工超过8人的大户是否肯定其合法地位，上上下下争议很大。1982年，经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文件“对于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的”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84年以后，私营经济刚刚起步便快速发展，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农村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农民有了大量剩余资金，它所造成的国内市场巨大空白促进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并推动了低技术工业在农村的发展；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政策陆续配套，政治环境宽松，国家银行的资金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JZ|>上半年戴花 ，下半年戴枷 　　1987年至1991年，私营经济进入曲折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私营企业登记工作。然而，一些企业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宏观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对私营企业加强整顿，进行规范管理。由于种种原因，私营经济发展先是下降，而后缓慢上升。 　　1985年3月起，因各种原因银行拒绝继续贷款，傻子瓜子开始失去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能力。 　　1985年下半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热的势头一度下降，特别是银根紧缩后，经济环境由宽松转向偏紧，从总体看，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了。 　　据河北省永年县调查统计，私营企业的户数1985年比1983年增长10倍，而1987年比1985年只增长0．5倍。 　　1987年中央文件规定，对于私营企业“允许存在”，同年，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私营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继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从1988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整顿经济秩序。私营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不足、原材料紧张、“三角债”等问题。198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大检查，出现一些对私营企业惩罚过重的现象，群众称“上半年戴花，下半年戴枷”。 　　1989年9月25日，年广九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逮捕。1990年8月16日，芜湖市新芜区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将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1989年中央9号文件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当共产党员，山东一位私营企业主王廷江闻讯将自己600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集体，从而被批准入党。 <JZ|> “傻子”东山再起 　　1991年，中央15号文件终止了50年代对私营企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89年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为9．06万户，1990年6月底降至8．8万户，年底又回升到9．8万户。1991年年底，私营企业为10．8万户。 　　1992年至1997年，进一步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私营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再次提及“傻子”。不久，年广九被释放。 　　同年十四大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1997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广九说：“十五大给了我们一把保护伞，我们不用再害怕了，要真正大干了！”他一口气开了96家分店，雇了200多人炒瓜子，500多人卖瓜子，1997年销售收入达3亿元。 <JZ|>私营企业发展一怪：“红帽子” 　　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三大特点：假集体现象、资本增值速度快、私营企业与区域经济同步发展。其中，假集体现象是最大的特点，俗称“戴红帽子”。 　　1981年，前述被判了7年刑的“像章大王”吴夏云接受教训，在街道名义下办起了工厂。 　　同年，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也与街道办事处合开一企业，街道办只负责办理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既未投入资金，也不承担风险，不参与经营。为归还借款，冯从利润中支出了4．7万元，于是被以诈骗、贪污罪逮捕。1984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死刑。他不服，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直到国家工商局发表意见，认为该企业应属私营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987年将冯无罪释放。 　　由于产权关系不清，假集体企业给国家、当事人造成很大麻烦，甚至灾难，那么，为什么私营企业还要戴上一顶红帽子呢？ 　　张厚义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企业主为了政治上的保险。多年的阶级斗争情景，过来人至今刻骨铭心。1989年下半年，一位企业主听说不能入党的消息后失声痛哭，认为自己被打入“另册”，发誓不让子女继承家业。 　　第二，企业主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假集体企业可以享受集体企业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三，社区领导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和政治上的保险。在地方财政普遍紧缺的情况下，假集体企业通过上缴管理费，将部分国家税收转为地方政府的计划外收入，增强了地方财力。同时，在凡事都要先问姓“社”姓“资”的年代里，如果私营经济在区域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过高，社区领导就有可能被认为犯了方向错误。 　　值得关注的是，十五大之后，一些地区出现了假集体企业摘红帽子的风潮。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的增长幅度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部分地区个别经济指标还出现负增长。1997年，苏南的摘帽子企业超过5000家，通过拍卖、转让等形式转为私营的集体企业也近5000家。随着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滑坡得到了遏止。 <JZ|>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 　　目前，浙江省富阳市的私营企业吸纳下岗再就业人员7000人，创造的工业产值和上缴税金均达全市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的60％以上，撑起富阳经济的半壁江山。 　　温州市苍南县金乡徽章厂不但承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跨世纪军装所用服饰系列产品（包括帽徽、肩章、胸标等），而且承制美国军队100多个兵种的军徽、50个州和1个特区警察局所用警徽和警花。私营企业主陈家枢说：“我们每个月向美国军方和警方提供5万枚服饰产品。” 　　有人提出，私营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喧宾夺主”占主体地位，会不会进而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张厚义表示，如果现行政策持续稳定地完善和发展，私营经济比重增加不会影响国家性质。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企业通过股份制吸收外来资金的同时，企业资产的“血统”开始复杂化，演变为“混血儿”。例如，王均瑶1991年创办了一家包机公司，几年来开辟了27条国内航线和1条国际航线，他还投资33．3％的股份，与东方航空公司、浙江省民航局、温州市民航站共同组建了一家航空公司。 　　张厚义认为，私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融为一体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都将成为社会资本，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不一定是谁占绝对多数，谁就居主导地位，关键是谁能操纵社会资本。 　　他说：“从中国的现状看，国有经济将始终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和整个社会资本，在此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