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48.gif> <PIC|p49.gif> <PIC|p50.gif> 　　大约在1952年，我开始有了记忆，那时我四岁多了。 　　我家坐落在北京东城水獭胡同，东墙隔壁是北京五中。据姥姥说，这个院子有4亩地。一排松墙和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榆树，把院子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长年堆放着砂石和木料，是父亲开办的“大业营造厂”的料场；紧靠南墙，有一排平房，是工人宿舍和食堂。北半部稍大些，西边靠近大门，是母亲和她的两位女友合资开办的“理研铁工厂”；东边一座孤立的日式洋房，是我们的住家。洋房北边，是个荒芜的后花园。洋房与东墙之间，有十几棵枣树和桑树。 　　罗克常约同学到家来玩儿，砂石堆和跳板（盖房搭脚手架用的）搭成的方垛，是他们经常攀登的地方；房角和树后，是捉迷藏隐身的场所。 　　夏天，桑葚熟了，一个个又大又紫，好像糖水都要从里边挤出来似的挂满了枝桠。罗克同学中有能爬树的，上去给我们摘，我们在树下接。接不住的，摔在地上变成了一摊水。最后大家吃得牙都变成了紫色。 　　秋天，枣儿又熟了。自家产的总是和街上卖的不一样——又脆又甜还没有虫。罗克他们用竹竿把一串串的枣儿打下来，我们这些小孩往竹篮里捡。这时姥姥准把一篮篮的枣儿扔过墙去，那边五中的学生再把空篮子扔回来。她说，这样人家就不会爬过墙来摘了。 　　哥哥和小伙伴说起学校学到的知识来，我和姐姐只有听的份。有一次，他们指着一块埋在土里半截的石头讨论它能不能长大。原来根据是：山能长高，山又是石头形成的，所以石头也能长大。从此我把石头也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说，他有一支能射中太阳的“镖”。在我们再三央求下，他才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拿出一个长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最后露出的是一根磨得锃亮的大洋钉。哥哥气得扭头就走了，我还欣赏了半天。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家第一次受到了冲击。父亲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年营业额才几十万元）遭到逮捕，关押在半步桥监狱；母亲被隔离审查，关在自己家中的一间房里写检查。第一次蒙受不白之冤，母亲异常伤心。保姆王姨害怕她会寻短见，告诉了哥哥。哥哥带着我们弟弟、妹妹去求妈妈不要想到死。母亲痛哭起来，憋闷了多日的痛苦一下子收不住了，把我们一个个搂在怀里，安慰我们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就冲你们几个孩子也不会去死，妈妈离不开你们。” 　　幸亏我那时还小，还不懂忧伤，第二天照样在院子里玩，照样跟姥姥要几分钱从大门底下钻出去买芸豆饼吃，照样去职工食堂找厨师胡大爷玩耍。胡大爷知道母亲最爱吃他蒸的刀切馒头，趁人不注意，用屉布包上两个塞给我说：“快拿回去给你妈吃。” 　　没多久，代表政府的工作组怀疑工人协助我家藏匿了偷税的巨款，胡大爷也在其中，有一天姥姥有了不祥的预感，让我去食堂看他。我回来向姥姥学舌：“他还冲我笑呢，就是脸有点儿红。”不料，当天晚上他就在大榆树上吊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花白的胡子和眉毛，忘不了那双笑眯眯的又像是刚刚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忘不了他蒸得又大又暄的刀切馒头。 　　运动结束了，父亲被放回家，母亲接着当厂长。可是谁也不愿意看见那棵大榆树，我家迁到东四去住。 　　哥哥为了纪念他儿时的乐园，在作文《我的童年》里，详尽地描写了那里的花草树木。临别时，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作文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惟一在文章里承认自己的“哭”。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4年，父母买下了东四一个四合院，我们全家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住。这一年罗克考入了北京第25中学，进入中学，随着见识的积累，罗克的想像力也增长了。他经常给我们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让我们三个弟弟妹妹和他一起演他编的木偶戏、皮影戏以及他照小人书改编的话剧。有时大人们也好奇地来看。他还给我们编写“小报”，是他在一张16开白纸上用钢笔和铅笔写、画成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画过一个打扮流气的人站在路灯下，并在旁边写道：“流氓不回家，住在大街上，警察把他抓走啦。”为了教育我们不信鬼神，他鼓励我们晚上单独在黑屋子里，比赛谁敢进的黑屋子多（每间屋最少呆5分钟）。他还组织我们举行自编的诗歌朗诵会。而更经常的，是他给我们朗诵寓言故事。有时他也会突然考我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 　　1957年，父亲刚盖起他设计的竹筋楼，被评为“有贡献的工程师”没多久，就因为反对“小汇报”制度，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而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母亲仅仅对章乃器稍微表示了同情，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当时《北京日报》用很大字体的标题，开展对母亲的批判。有一次，罗克陪伴正在病中的母亲去工商联作检查。散会时，他跑向母亲，安慰她说：“妈妈，我相信您是个好人，受委屈的不是您一个人。”一向刚强的母亲哭了。周围几位老人也潸然泪下，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正受围攻的母亲，得知在良乡工作的父亲也挨了整，不能回家，非常担心他想不开。十四五岁的罗克一个人坐火车到良乡去看望父亲。父亲吃惊地听着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的老成的安慰话。他欣慰了——能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他藐视一切诽谤、诬陷、误解、嘲笑。 　　母亲被分配到密云水库劳动。为了安慰在寒风中劳动的母亲，罗克让弟弟妹妹们给母亲写信。罗克写了很长的一篇，而年龄最小的罗勉，当时只上小学一年级，就写了一句：“妈妈，我想你。”罗克夸他说：“这就可以了。”然后把四个孩子的信装在一起邮走了。 　　对于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虽然他的操行评定是“中”，然而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1959年，父亲被教养没有工资，全家七口人（姥姥、父母、四个孩子）只靠母亲的70元工资维持生活。有一天，刚上二年级的弟弟去买冰棍，人家多找了钱，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对罗克说了。罗克严肃地说：“多找的钱不是你的，你应当送回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带着弟弟把钱退回去了。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比如熟识的人用三轮车送他回家，他会把上衣往上拽，脑袋缩在领子里——他以为人家回头看他，会以为他没了脑袋而吓一跳。他好做鬼脸，甚至还做着鬼脸照了一张相。他也爱和大人开玩笑，但不失礼貌，称呼都要带着叔、姨、爷、奶，严格要求我们对长辈说话一定要用“您”。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富含幽默感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 　　在罗克参加工作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干了五天临时工，第一次收入五元钱。自从父亲被教养后，已经几乎不给罗克零用钱了。这五元钱，他多么希望能买纸、笔、书啊。但是他想起可怜的父亲比我们更苦，他决定把钱送给父亲。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哥哥独自一人骑车到北苑教养所，等了许久才见到父亲，见面只有20分钟。送过洗补好的衣服和家中自己炒的炒面，说几句安慰的话时间就到了。父亲留下了钱，以为是母亲让送的，而母亲却不知道有此事。直到哥哥牺牲后，父母回忆起他的每件小事，才知道了真相。 　　1965年，社会、学校和各单位已经“左”得出奇，大讲出身。“文革”一开始，“血统论”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中的反常必然反映到家庭中来。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 　　罗克是以自己的心、血去给人以爱的。 　　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论》，使无数绝望的青年感到安慰如绝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随时可能入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还忙于撰写一两万字的《工资论》，谈他对工资改革的看法及具体的建议。 　　他告诉我们，还要写，为失足青年终生受打击、压迫、歧视鸣不平。 　　他想着找机会呼吁，为“真正的黑五类”讲讲重在表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虽然父母和我们两个弟弟，想到随时有可能和他分别，心里非常难过，但看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也得到了一点安慰。也有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他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但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与家人永别了。 　　我和哥哥被关进监狱后，母亲和弟弟也分别被关进工厂和学校。当时姐姐因为“书写反动日记”被劳动教养，父亲逃到外地做临时工，家中已空无一人了。两个月后，弟弟被释放回家，家里还是搜查时的凌乱景象，只是落了厚厚的一层土，米面也生了虫。他先去看母亲，母亲还是被剃着阴阳头，穿着缝着布牌的衣服，正专心致志地扫地。她更惦记着儿女，让弟弟给我们送东西，再去看看姐姐。 　　弟弟给我和哥哥送去了衣服、被褥，又把家里仅有的白面捡去虫，炒了一袋炒面，放点儿糖精，准备给姐姐送去。他知道姐姐有浮肿的毛病，又吃不饱、干活累。翻遍各个角落只找到两元钱，而到茶淀教养农场光火车票就要两元多。幸亏有大串联的经验，买张站台票就上车了。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劳改或教养农场都远离车站。弟弟为了省钱，走了十几里才到。管教干部一看炒面，批评弟弟说“就知道享受！别学你姐姐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加强思想改造”。弟弟说尽了好话，又看在年幼的份上，总算答应收下了炒面。姐姐被叫出来，见到弟弟之前眼圈早已红了，但是她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否则队长会呵斥甚至中止会见——你哭？你觉得委屈啊？你说你，接受改造原来全是假的呀！她要装作高兴，像过节那么高兴，要拉着弟弟的手欢蹦乱跳，感染得他也不能让眼泪掉下来。让他明白必须装笑，才能让旁边监视的队长放松注意力，才能说上只言片语的心里话。更重要的，是一个小纸条，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全是她对哥哥的关心和思念，以及仅有的一次外调，她是怎样驳斥的。她希望能设法转告哥哥，尽管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她拉住弟弟手的时候，就势塞给了他。相见只允许十几分钟，他们想要说的话却是那么多！“爸爸、妈妈都好吗？姥姥呢，她的哮喘怎么样了？学校对你们怎么样？”惟独她最担心的哥哥，却只字不能提！ 　　十几分钟飞快地过去了。在分手时，她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这可爱的小弟弟——她从小最爱的、从来未和他吵过嘴、打过架的弟弟；她曾把他写进小学作文里，作为全班范文贴在墙报上整整一学期的小弟弟；这小姑娘般腼腆、可爱、温柔、懂事、听话的小弟弟。当两个人都站起来，即将道“再见”的最后半分、几秒钟里，她抱住了他，哭了，连声音都没有出，只是簌簌地流泪，弟弟也只能这样。不得不分手了，姐姐一步一回头，招着手，直到进入教养院的大木头门；弟弟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她，流泪摇着手。 　　弟弟当天没有走，就等着第二天还能相见的一次机会。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列队伍中发现了扛着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他哭了，她也哭了。队伍很快过去了，姐姐也随着人流一步没停地走了。走了很远，他还看见姐姐在用袖口擦眼泪。姐姐的泪眼时不时地回头望着他，直到他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到了工地，她仍频频引颈张望，那绵延的土坝上，不是他么？他，变得只有火柴盒大小了，还在那儿一只手臂高举，向天招手。他明明分不清人群中哪个是姐姐，却知道这样做姐姐能看见他。姐姐再也止不住，任凭眼泪直淌，跑到一个高土包上，也向他高高地招着手臂。也许他看见了，因为他好半天没有走。监工的队长装看不见。几个一块干活的女“教养分子”，有两个，泪水也出来了，不住地擦；另外的几个，眼皮全红了，忍着不哭。到车站的这十几里，弟弟是哭着走回去的。 　　到了北京，回家也无法生活，还要防备有人捣乱，他只好投奔到“理研”的老工人王叔叔家。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罗克在80多次审讯中，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他得知我也被关进监狱时，更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我得到解脱。 　　他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 　　“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1970年3月5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一、书写的10万字的反动文章；二、在狱中气焰嚣张；三、扬言阴谋暗杀。当罗克知道自己会被杀害时，拜托难友李考良，将来替他看望亲属，还说：“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为那时操劳一生，把我们从小带大的姥姥已经快70岁了，他怕她听到噩耗经受不住刺激。 　　在哥哥的遗物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因为自1957年家境一直贫寒，罗克从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后，把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有时母亲给他五元零用，他也只要三元，而这三元钱常常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实在太破烂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的背心给他时，他已知道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他就穿着这样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为了安慰母亲，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首诗。 　　哥哥在1966年5月3日日记中写道：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斯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超过二百年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哥哥所走的道路，重读哥哥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说：罗克是不朽的!他的著作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