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12a.gif> <JZ|>王淦昌（左）在指导实验工作 <PIC|p14.gif> <JZ|>王淦昌（左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JZ|>一 　　戈壁一阵阵呼啸的狂风，裹挟着砾石黄沙，在大地上疾跑迅奔。座座荒山被刮得缩矮了身子，寸草不生的地面被越吹越薄，西北核武器试验场的低矮房屋、帐篷，更仿佛时刻要被卷上天。1969年的4月已来临，但在这里，却难寻到一丝春色。 　　一辆吉普车在风口摇晃着驶来，戛然刹住，一位高高身材、头发花白、戴副金丝边眼镜的老人从车上下来。在试验场忙碌的人群，顿时认出了他—— 　　“王老！” 　　“王公！” 　　“王淦昌！” 　　王淦昌原籍江苏常熟，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专家。从1964年10月16日的“596”爆炸成功开始，每当进行新的核试验，偌大的试验场无处不留有他的足迹。现在，王淦昌又来到这里，无疑是在为新的核试验做准备。 　　远处，一座荒凉的石山，山脚下依稀可见人影。这座山没有名字，地图上也找不出标记。我国将在这座山的山腹中，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按试验方法，原子弹爆炸可采用地面（包括空中）、地下及水下3种方式。前两种较多。地面爆炸方式简单、直观、容易测量，但最大的缺点是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地下核试验是发展方向，但毋庸讳言，它的技术难度比较大，有许多困难亟待克服。1967年，党中央向核工业战线职工下达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任务。王淦昌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一年的12月25日，他与罗舜初、钱学森、李觉、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等人一道，在国务院会议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召见。“文革”那无休止的动乱，纠缠得周总理双眼布满血丝，但他依然抖擞精神，亲切地询问这些核弹元勋们的种种情况，其中不少人是他亲自吩咐要在“文革”中予以保护的。后来，周总理问道： 　　“再过几天，就是1968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今后，可以在地下试验吗?” 　　当听说已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总理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JZ|>二 　　5个月后，1968年5月9日至23日，在试验场地召开了第一次现场会，由王淦昌、程开甲、张克善等人主持。会议协调并落实为首次地下爆炸而进行的各项工程进度。当时确定：爆炸的原子弹装置，由西北核武器工厂研制；山中的坑道，则由试验基地组织工程兵开挖。 　　如今，一年过去了，时间不能算太短。然而，无论是工厂还是工地，情况都难尽人意。“文革”期间王淦昌就生活在西北核武器工厂。这里同样分成两派，派仗不断，你争我夺不可开交，并发生多次武斗，生产任务被抛在一边，王淦昌对此真是焦急万分。 　　他不顾安危，没日没夜地在厂里奔走呼号，找人上班。有一次，好容易叫了些人，正在干着，忽然有人又哄闹着要走。王淦昌急了，拦住问： 　　“事还没干完呢，你们怎么可以走呀?” 　　“王老，”工人们说，“我们不走不行呀，食堂没人给做饭了。” 　　炊事员都去“闹革命”了。不开伙还叫谁到车间上班?王淦昌急得团团转，只好找到管家属的人，请临时找几位妇女下食堂。那人手一摊： 　　“干活的家属当然有，可是得给她们钱，这钱从哪出?” 　　“我出!”花甲老人激动得双颊泛红，边说边掏兜，“我这有钱先拿去，要再不够，下月扣我的工资。只要她们来做饭，我什么都愿意!” 　　核武器工厂极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对王淦昌攻击发难的机会。王淦昌自觉问心无愧，但又不得不提防。有一次，他请了位很正派的同志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关上门，然后摘下手表交给那人看着，自己却双手并拢，低头站着。那人迷惑不解： 　　“王公，您这是……” 　　“你给我看好表，看我这么站能坚持多少分钟。”王淦昌很认真地说，“他们可能随时会批判我，我得先练一练……” 　　5分钟、10分钟、15分钟……王淦昌憋着劲，咬牙坚持，上半身控制不住地微微摇晃。看表的同志实在不忍目睹，自己的手也在颤抖……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和干扰，供地下核试验的弹体、装置、设备、部件等，终于在核武器工厂陆续造好，运往基地。王淦昌连半口气也不敢松，更大量的工作还在等着他呢! 　　他喘着气，爬上坡，走向试验巷道的坑口。在这儿干活的是解放军的工程兵部队，坑道口立着手执钢枪的卫兵。这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伙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王淦昌出示通行证后，他“啪”的一个立正，响亮地喊道：“首长好!”王淦昌不禁一愣：他还没听见有谁称过自己“首长”的。但见小伙子满脸庄重的神色，他便只好点头微笑，走进坑道。 　　坑道顶端是个比较大的石头间，这叫“爆室”，供试验用的原子弹就放在当中。爆室有扇门，门框是粗大的木柱子。爆室内，战士们正在打眼，透过粉尘可以隐约看见一个个身影。 　　王淦昌仔细地打量着爆室四壁。这是地下工程的关键，必须保证质量，马虎不得。但一到基地，他就听先期到达的技术人员讲：施工的坑道中，有的地方氡子体浓度很高。为此，他不放心，特地来现场了解，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一位技术员走到他身边，王淦昌着急地问： 　　“氡子体测量的情况如何?你快说!” 　　技术员把王淦昌拉到爆室门外，悄悄地掏出一张测量数据纸。王淦昌看了看数据，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高!” 　　氡子体是天然岩石中含有的放射性元素蜕变后产生的一种微量气体，具有放射性，吸入人体危害很大。氡子体浓度一高，就必须停工，采取通风除尘、覆盖作业面等措施，使其浓度下降，才能继续施工。王淦昌问： 　　“施工部队知道这情况吗?” 　　“知道，我们已通知过。” 　　“那他们怎么还在这里干活，一点办法不想?”王淦昌指着正在爆室内忙碌的工程兵战士问。技术员为难地避开他的目光： 　　“他们未接到上级指示，我提了也没用。因为施工进度已耽误了，要再停工，那……” 　　“怎么说也不行呀，氡子体还能不防护?”王淦昌忽然转身，“我找基地司令部去!” 　　吉普车载着王老离开坑道，风风火火地直奔司令部。与王淦昌的神态相反，基地司令——这一方土地的最高长官——显得十分冷漠淡然。他板着面孔，凝神端坐，王淦昌讲完后，他问： 　　“照你这么讲，要停工啰?” 　　“是的，不过停不了多久，只要——” 　　“不能停，一分钟也不能停!根本没那个必要，时间要紧!” 　　“可是——”王淦昌想据理力争，但那位军人不让他再往下说： 　　“一点点氡气嘛，有什么关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施工，照样进行。我倒要看看是氡气厉害，还是我们战士的革命精神厉害!” 　　王淦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豪壮的大话挡住了他的口，他不知如何申辩，只好怏怏离去…… <JZ|>三 　　戈壁的夜晚，风仍不肯安歇，依旧起劲地刮着一顶顶帐篷。王淦昌住在帐篷里，躺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肚子难受，咕噜咕噜地搅得疼——这是饮水的原因。这儿没有能饮用的水，有时坑道里涌出的都是碱水，烂衣服烂鞋，干了凝成白花花的一摊。吃水得用汽车从上百公里外拉来。拉来的水也不干净，吃下去肚子便总不得安宁。有谁偶然把这水滴进墨水瓶，怪了，墨水居然变得澄清，天知道水里含有什么成分!比腹疼更痛苦的是烦闷的心情，王淦昌为基地司令的无知生气，为青年战士的健康担忧。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不允许用人的生命与有害品拼搏。他寻思：该用什么样的话去说服基地司令?然后再去找他谈。 　　次日一早，基地司令倒先派人叫王淦昌去坑道。老人急忙赶去，在坑道口外，基地司令正昂然地倒背双手伫立。他是不是要亲自去现场做调查研究呢?王淦昌忍不住用希冀的目光望着他。只见他脸上仍然充满严肃，不苟言笑，很简单地说道： 　　“王淦昌，你来了正好，进去吧。” 　　王淦昌一头钻进坑道。他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从不善于也无时间去分析揣摩基地司令讲话的语气和内容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晓得要加快步伐赶到爆室。走着走着，他才感觉到今天有些异常：耳边听不到哒哒的风钻响，却好像有人在呼口号，声音隐隐约约从坑道尽头处传来。 　　他惶然了。虽说当时是大会小会不断、口号声不绝的年代，但有什么要紧的会非得在坑道里开呢?他推开爆室门，一幅大标语赫然扑入眼帘：“彻底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施工的战士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个个手捧语录，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正慷慨激昂地大声发言：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图破坏施工，造谣惑众，胡说什么‘有害气体存在，必须停工’，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要彻底批判反动的‘活命哲学’，管它什么气体，我们不怕!谁要想扰乱军心，办不到!”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不许扰乱军心!” 　　战士们情绪高涨地喊起口号。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还向王淦昌射来冰冷的目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扰乱军心?”王淦昌的心被深深刺痛。他忽地醒悟到：在基地司令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眼中，自己永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真切的好心也会被视为进行扰乱和破坏。他这才明白：今天的批判会，原来是特意开给他看的。真是一种幼稚低级的政治报复! 　　“太荒唐了!”他气愤地自言自语。 　　然而，更荒唐的还在后面。 　　批判会快结束时，有个干部大声宣布： 　　“遵照×司令的指示，为了以实际行动批判‘活命哲学’，从今天起，我们就在这作业面上吃饭，好抓紧时间多干点活!” 　　语音刚落，几个炊事员便抬着馒头咸菜进来。年轻的士兵们一阵欢呼，用手抓起便大口地吃。王淦昌急得额上出汗：氡子体浓度高的地方，应绝对禁止抽烟、饮水、吃东西。因为氡子体如经口腔进入体内，对身体危害更大。他目睹这情景能无动于衷吗?但在这狂热的氛围中，一个老人是那么孤立无援——他不是千手观音，不能去堵上每位战士的嘴…… 　　王淦昌拖着疲惫的双腿，一步步走向坑道口。基地司令早已走了，那张傲岸冷漠的脸却在他眼前晃动。他一个趔趄，脚下仿佛踩空，人立不稳—— 　　“首长，您当心!” 　　两只手扶住了他，是那位娃娃脸的哨兵。王淦昌感激地望着小伙子，轻轻地说： 　　“谢谢，谢谢你。我不要紧，我常来这儿。你，当兵多久啦?” 　　“1年了，”娃娃脸不无自豪地回答，“一入伍就到这里，窝都没挪过。” 　　“1年……”王淦昌沉吟着，“这儿连一棵树都看不到啊。” 　　“我们连里的老兵，有的在这里已经整整3年，说没见过一个长头发的(指女人)。真的，我来1年了，见的尽是和尚头。”娃娃脸半开玩笑地接着说，“我来后有批老兵复员，想和他们讲句话，人家不……” 　　“这是为什么?” 　　娃娃脸不笑了：“他们在这里打了几年风钻，耳朵给震坏了，一般声音根本听不见。有一个人临走时对我说：‘小老乡，托你办件事好不好?我打当兵就在这里干，这是个重要的国防工程，可我不晓得究竟是干什么的，回去后心也会老惦着这儿。给你留个地址吧，将来等它建好了，你一定给我写封信，说一说，啊!’首长，我到这里1年了，我也弄不清，又不让打听，叫我怎么去告诉他呢?” 　　王淦昌舔舔干裂的嘴唇，几乎要脱口而出告诉这位小战士，但他终于抑制住，感慨道： 　　“好小伙子，你们辛苦了!” 　　娃娃脸不好意思地涨红脸：“首长，吃点苦没啥，这里快完工啦!那些老兵把硬活都啃光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吃苦，洞里几次塌方，每次都有人牺牲。我在这儿站岗，常看见好些人的手被石头磨得血糊糊的，指甲都被掀掉了。有时洞里冒碱水流到身上，风一吹变得硬邦邦。那衣服沾碱水就烂，皮肤也会发炎……可我从没听见他们埋怨，天天照样卖劲地干活……” 　　王淦昌心头发酸，眼睛模糊，他觉得这些年轻的战士太可爱、太可敬了。为了让原子弹在地下爆响，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若让该死的氢子体再危害他们的健康，那无异于犯罪!不，他不能就此罢休，他要再去找基地司令，一定得采取防护措施! 　　面对老人一次又一次执拗而严正的规劝和警告，基地司令借故避开，派了个姓董的军代表来应付。董军代表任你怎么讲，只是顽固不化。王淦昌实在急了，硬把他拽出门： 　　“咱俩嘴上急没用。这样吧，我们在爆室里安上测试仪器，你和我都去守着，看看测出来的氢子体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有什么感觉，行不行?” 　　“可以，一道去吧!”董军代表气壮如牛。 　　爆室里空荡荡的，两人进去后，王淦昌按动放射线探测仪的开关，超过允许剂量的氢子体立即激发仪器，红灯闪烁，蜂鸣器吱吱叫。董军代表一见此景，浑身汗毛都要竖起来。他勉勉强强地站了几分钟，便急忙说： 　　“王……老王，我、我要小便，你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等他来再说。爆室里就剩王淦昌一人了，他倚着门框，疲倦地坐了下来，他太累了。 　　董军代表溜出坑道，毕竟心虚，专拣无人处走，偏偏遇上核工厂的一群人。未见王老与之同行，他们生怕出事，赶紧冲进坑道。临近爆室，大家看到王老已悄然地倚着门框睡着。那张睿智方正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静谧之情…… 　　经过这样的较量，基地司令部终于采取了应有的防护措施。 <JZ|>四 　　坑道土石方工程完成后，就该轮到核武器工厂的同志忙碌了。装配试验核弹，放置效应物，准备测试器……但地下试验有它的特殊要求——原子弹在地下爆炸后，整条坑道必须坍塌自封，整座山不能炸穿泄漏，以免核污染。同时，由于无法直接观察测量爆炸情景和取样分析，需要采取一整套新的方法。加之我国是个穷国，做一次试验不容易，周总理特别叮嘱，希望能多上几个测试项目，以便尽快掌握地爆技术。这样，压在核工厂作业队身上的担子就可想而知，而作为作业队领导之一的王淦昌，他更得付出超过常人的心血。 　　越临近试验时刻，工作就越紧张。有时，当他疲倦地坐在地上喘口气时，他便会在心头长叹：如此重要的试验，倘若达不到预定的要求，该如何向党中央交待呀!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干，王淦昌就恨不得把试验时间推后点才好。 　　然而，时光的脚步是无法拴住的。中央决定：1969年9月23日零点15分，进行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九大”后在政治舞台上更加飞扬跋扈的林彪反党集团，把这次试验看做表其“功绩”的大好机会，他们以中央工作组名义派驻核工厂的头头之一赵启明，兴致勃勃地在爆炸前赶到试验基地，并亲自向北京报捷。他不懂科学，只知道恶狠狠地叫嚷：“谁要是出了差错，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使本来就心情紧张的作业队员们，心中更蒙上了一层阴影。 　　爆室内，试验装置已全部安放完毕。最后一道工序是最累人的：用麻袋装土石将坑道填满。一条麻袋装上土石，分量超过了100公斤，作业队全体人员都去突击。王老也去了，抬不动麻袋，就帮着装土、系袋口，同样累得满头大汗。 　　9月23日零点15分，天地间一片漆黑，当逆计数响到“起爆”时，那座打过坑道的山突然晃动了几下，大地也随之震颤。“成功了，地下试验成功了!”基地上的人员忍不住欢呼起来。王淦昌的心，也因这地下核装置的顺利爆响而兴奋地跳动了一阵。然而，他更关心的是测试结果，如果不能完成预定的测试项目，那就仿佛大炮对着荒野胡乱地开火，而一次原子弹爆炸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抵得上多少吨炮弹啊! 　　他的不祥预感得到了证实：一些重要的测试项目没有完成。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作用和意义。 　　王淦昌木然地凝视着桌上一卷报废的测试胶片，十分心痛，几滴泪水，顺着他那被戈壁风沙吹皱了的面孔悄悄淌下来…… 　　这次地爆，毕竟是我国自力更生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本不应苛求。但使王淦昌及其他同志心情难平的是：在政治的高压鞭子不住挥舞、许多正常工作被干扰延误的情况下，核试验，这项最需要严谨作风和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却不可能照其固有的规律进行! <JZ|>五 　　作业队怀着沉重的心情撤离基地。王淦昌带着警卫陆文采及一位工程师刘炳全同乘一辆车返回。到了兰州后，本来讲好是核工厂派车从西宁来接的，左等右等仍不见车影。王老惦记着工作，说： 　　“我在这里急得慌，还是乘火车走吧。” 　　“可是……”刘炳全为难地摇着头，“到西宁都是慢车，秩序又乱，您能吃得消吗?” 　　“有车坐就行啊，快去买票，我实在等不得!” 　　列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真是名副其实的慢车，艰难地爬过一站又一站。多日未好好休息，疲劳袭来，年迈的王淦昌裹紧身上的黑皮大衣，倚着列车窗框，香甜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