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33.gif> 　　在广州一家语言培训中心打工时，我是“双向教师”：既给同胞们上英语，又教老外汉语。于是，我常常从中美学生就同一个话题展开的讨论中，得到许多不同侧面的思考。 　　有一次，我选了一篇短文，是一位移居澳大利亚的前苏联人所写的亲身经历。在讲述这则故事时，我故意中断了几次，请大家讲讲自己认为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当给外国人上汉语课时，我又用同样的故事如法炮制话题。两堂课下来，我惊讶地发现，中外学生的观点耐人寻味。 　　故事的主人公维特列夫说：“在列支敦士登这样的国家迷路，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区的小国，如果你问一个当地人邮局在哪，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走到下一个街角，向右拐到瑞士，过马路再回到列支敦士登，前面有个交通灯，那旁边就是邮局，就在奥地利对面。” 　　讲到这里，我停了下来，请学生们想象故事会怎样展开。中国学生们的设计是： 　　维特列夫迷了路。他首先打电话给警察局请求帮助，接着又给当地的朋友打电话。然后他检查自己的钱包，看看里面有多少现金可以应付紧急情况。最后他待在原地不动，静等警察的到来（也就是说，在他迷路的地方必须要有电话，或者他自己带着手机）。 　　学汉语的外国学生们的设计是： 　　维特列夫迷了路。他决定碰碰运气同时也来一次冒险，作一次随心所欲的漫游。他去了奥地利和瑞士，在一个酒馆里见到了正在那里打工挣学费的老师（也就是我！），学会了汉语，并且又回到列支敦士登的旅馆里。由于能在迷路后找回原处而被旅馆免收欠交的房费（在他们的故事里把我也捎上，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继续讲维特列夫的故事： 　　“可是在阿尔卑斯山区徒步旅行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确信自己是迷路了。所以当我看见山谷中有一个乡村酒馆时，才感到放心了。酒馆里坐满了人，盘子里都放着面包牛肉片，大得差不多同列支敦士登的面积相等了。突然间我惊呆了：只有在一个国家才会看到这么大的面包牛肉片——奥地利。我已经非法进入了奥地利。 　　“从前在苏联的可怕景象充满了我的脑海，‘引渡’、‘驱逐出境’、‘扣押’这些令人胆颤心惊的字眼，一直困扰着我。因为猛然间我想起那本崭新的澳大利亚护照还放在列支敦士登的旅馆房间里，上面没有奥地利的签证！ 　　“像所有的前苏联人一样，我对于边界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时至今日，我虽已经有了一本外国护照，可每当海关人员挥手放行时，我仍习惯地担心他们可能忘了在我的护照里盖上什么重要的印章，因为那样会给我带来麻烦。于是我在海关官员们面前，总是带着一种讨好的表情，始终让我不大自信。 　　“我必须尽快做点什么。我跑出那个奥地利小酒馆，重新走向那条通往列支敦士登的路。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边境岗亭，我暗暗在心里做好了准备，和卫兵们来一次痛苦的摊牌。” 　　我再次中断了故事，请学生们想象故事的发展。中国学生们这样设计： 　　维特列夫试着向卫兵们解释前因后果，但还是因为拿不出护照而被当成一个偷渡者或间谍被交给当局。他被关了两夜。第三天，在交了一笔罚款之后，他被当地的熟人保释出来。 　　外国学生们的设计是这样的： 　　卫兵们对维特列夫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经常碰到像他一样稀里糊涂误入国境的人。他们让维特列夫用他们的电话打到旅馆，旅馆老板送来了他放在房间里的护照，证明了维特列夫的身份。与卫兵们合影留念之后，他上了旅馆老板的车，越过边界回到列支敦士登。 　　最后，我向学生们讲出了故事的结尾： 　　“边境岗亭里空无一人，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边境岗哨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到傍晚8点，节假日及周末休息。上帝啊，今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舒了口气，脚步轻快地越过边境线，进入了列支敦士登，没有任何阻拦。” 　　只是在我讲完故事的结尾后，我才从中国和外国学生那里得到了相同的反应：他们全都是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