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52-1.gif> <JZ|>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个非常优雅的作家，正是他的《爵士时代的故事》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名字：那是最会纵乐、最绚丽、最怅惘的时代…… <JZ|>1901—1912　爵士时代 　　这已经真的很遥远了，遥远得很不真切，像说外星人的事。 　　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资本主义已经很成熟了，早期的那些弊端和残忍因为人们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淡化：国家有成熟的制度做保障，司法制度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人道；每个人都有保险，根本就没有通货膨胀这种说法；科学正以它的无坚不摧的魅力去改造这个世界，生活因为科学成果的应用而变得简洁轻松，人们有更多的假期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切都有规范，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仿佛可以持续千年。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 　　那就是“泰坦尼克”的时代，人类的征服欲达到了顶峰，人类以为自己是一个永不沉没的钢铁坚物，他们想的是永远航行。 　　那还有什么呢?人们剩下的就只有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合拍。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种用萨克斯风和小号点缀起来的节奏古怪、感觉轻灵的音乐开始从美国向世界各地传播，这就是爵士乐。它很迎合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热爱，在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的舞池里，人们陶醉，人们忘我，人们只剩下对生活的热爱。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记录者是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永远衣着笔挺的美国新绅士，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他用他的笔忠实记录下来那段让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忆起的历史，因为它无忧，因为它是人类最天真的一个时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听那个时期的所有迷倒人的曲子的时候，我们偶尔会读出一点忧伤，但这已经是很多年过去以后了，那个时代的参与者都已经成了故人。他们有的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有的是为了无谓的战火，他们死了，像所有的人一样，但他们却是最痛苦的那一群人，因为他们眼看着自己手中的美好世界一点一点地扭曲，一点一点地变成碎片，再也拾不起来。 　　就像那个冰海中的泰坦尼克号。 <PIC|p52-2.gif> <JZ|>“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在电梯里面镜而立，以避免上楼时与记者的交谈。“我为这样的事实震惊，在他的盛名和歌迷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人。”普莱斯利是一个自恋的天才，一个迷惘的孩子。 <JZ|>1918—1925　迷惘的一代 　　爵士时代一直持续到了20年代。对于有些人来说战争就那么过去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可能还是一个更富庶的世界，尤其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了。世界恢复了和平，硝烟散尽，落满尘灰的脸，无辜的人类甚至来不及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所有的美好梦想在人类创造的种种文明时代的武器面前烟消云散。 　　关键的是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什么，文明世界已经成型了，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时的幸福生活依赖的是人类自身的力量和对文明的向往，就在所有人都把未来托付给文明世界的国家的时候，它们却把人类拖入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之中。 　　迷惘，无所适从的迷惘，成为那些昨天还在为西方文明唱赞歌的人最刺骨的痛。一切荣誉都没有了，战争成了耻辱的记忆；一切神圣也没有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罪恶国赎救出来。年轻的海明威醉醺醺地走在西班牙的古朴的小镇上，前一个晚上的烈酒仿佛还在撕裂着他的咽喉，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大地，而太阳已经失去了它涤荡丑恶的价值。旧有的世界崩溃了，而新的还让人找不到头绪；酒醒了，没有他路可走，还是在酒中度过。菲茨杰拉德说：“所有的上帝统统死光，所有的仗统统打完，所有的信念统统完蛋。”漂泊，“上帝死了”的人就是这样在精神的世界里无所依托。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就说过的那句话第一次成为主流语言，于是海明威在左岸的酒馆里说：我觉得好的就是道德，我觉得不好的就是不道德。这可能是20世纪的几句最重要的话之一，从那个时候的迷惘开始，人类分裂了。 　　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感觉到的，他们只能这样。对于迷惘的一代来说，价值的重建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们看不到。于是他们只好天马行空般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一身轻松，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离不开这个世界，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拉住自己的头发向上跳，最后都是徒劳的。他们还有一种东西没有丢掉。 　　海明威在西班牙的斗牛场里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失去的东西，再过了几年，当佛朗哥在这个国度里开始他的独裁统治的时候，所有这些人不曾失去的纯真和勇敢，未被埋没的善良与真诚都迸发了出来。 　　谁也不会想到偏居欧洲一隅远离各种新思潮的西班牙会掀起一场有关尊严的战争，而它竟会吸引来那么多的目光，让30年代无所适从的年轻人看到了一处光明。 　　迷惘的一代在苦恼与无奈中度过自己的岁月，他们在新的经济发展中享受生活，如果没有那次大萧条，他们可能就这样下去了。但大萧条来了，1929年10月28日，纽约股市一泻千里，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整个世界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战前甚至世纪初的水平——美国为此走上“新政”的道路，这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德国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注定要发生了。迷惘的一代也从那种梦中醒来，他们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何解释那个社会。 <PIC|p52-9.gif> <JZ|>墨索里尼陪同希特勒参观意大利罗马的波拿巴美术馆中的山林女神像，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与此次拜会的意义相反。 <JZ|>1936—1945　为尊严而战 　　对于生活在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现在我们回头看，这是惟一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那可真是一场旧事了，在经历了更加凶猛的二战之后，这些本来已经成为前尘旧梦了，可是在当时努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战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之久。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才得以以个人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发起活动间接上场。来自于55个国家的4万名志愿者参与了这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战争。战争失败了，1939年，最后一批志愿者逃离西班牙。 　　紧接着，二战开始了，曾经为战争所伤的英法两国尽管最大限度地采取绥靖政策，但还是没有躲过纳粹的一劫。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其中来，那是一段人们熟知的历史，年轻人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保住了人类的文明没有被最后的战火烧毁。 　　这是一场世纪之赌，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法预测的一段时间，几千年的西方文明都在希特勒的手中把握，正义的年轻人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者争夺最后的胜利。 　　到1945年的时候，世界恢复了正常，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曾经在风雨飘摇中的西方文明却奇迹般地复苏了。面对这种变化，有的人选择了普通人的生活——一切还是战前的老样子；有的人越发地不信任这个世界，于是选择了其他的生活态度，世界上的年轻人就像战后的政治格局一样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JZ|>1946—1955　垮掉的一代 　　正义的战歌已经唱过了，人类的民主与自由也已经捍卫了，现在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但不能再回到从前了。 　　人类甚至来不及唱反法西斯的赞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就已经开始笼罩人类了。说起来很可笑，人类为了一个反法西斯的目的联合在一起，胜利了，然后再分成两大阵营，对立，旷日持久你死我活地对立。美国在大肆反共，欧洲在实行那个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营造它那个东欧阵营——就像那座绵延的柏林墙，人类被分成两半。 　　而更深层次的是恐惧，对世界的恐惧和对自身的恐惧。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广岛上空经久不去的蘑菇云，正义的人类的蘑菇云，那既是人类战争的登峰造极，也是人类科技的登峰造极。那科技可是人类赖以进步的一个最乐观的手段啊，而现在它正变成一个按钮，一个杀人的按钮——哪怕是一个最文弱的人，他彬彬有礼，他衣冠楚楚，他可以戴着雪白的手套，然后按下，于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就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这就是现代的战争，这就是20世纪最尖端的科学成果。更可怕的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几乎都在研究武器，杀人成了科技进步的重大动力，这个世界怎么还能给人一种信任感? 　　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科学事实在一点一点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那就是已经诞生了很久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人的生命是一次无意识的结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寻欢作乐的需要诞生了一个副产品，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没有什么来历的生命也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生命，他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因为对性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一切都显得那么无聊，显得那么低俗而又没有意义。最早是哥白尼，他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后来是达尔文，他说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而不是上帝的产品；到了现在是弗洛伊德，他连生命的神圣性都不放过，人类最后的精神寄托也没有了。人是个什么东西?那时候有许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但总是让人绝望——从世界到自身，人们看不到一点希望，垮掉的一代，绝望的一代，无可奈何的一代。 　　年轻人总是最先选择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哪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哪一代的痛苦都各自有各自的风格，这一次除了酒，“垮掉的一代”还选择了大麻，这个影响了20世纪后半段的毒品粉墨登场了。他们把这些当成了叛逆，这个世界也的确需要叛逆，于是他们成了这个社会的良心，也成了这个社会的疤，他们昭示着：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人类很痛苦，人类的精神很痛苦。 　　痛苦需要释放。 <PIC|p52-3.gif> 　　 两位年轻的古巴革命领袖埃内斯特·切·格瓦拉（左） 　　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右）。 <JZ|>1962—1975　反抗父权的传奇 　　纯粹的理想总是很可敬的，在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纯粹的理想除了在1968年的5月的星光闪烁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对英雄的崇拜。而那个时代偏偏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在中国，毛泽东正带领着他的人民进行着一场“革命”。而在美洲，这时候的英雄是一个叫格瓦拉的阿根廷医生，他是一个游击战的天才，他的英名总是和卡斯特罗在一起，这个大胡子的卡斯特罗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把古巴从巴蒂斯塔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这是那个时代里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 　　短短的20世纪，是充满了天生领袖气质的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麦克风前，被群众当做偶像崇拜的年代。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几个民族英雄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60年代到7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婴儿潮”的产品，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表现出他们的英勇气概和无畏的精神，而他们的父辈偏偏又是经历过二战的那些反法西斯的斗士，他们更有资格去谈论这个世界的是非曲直。当年轻一代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阐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父辈的态度可想而知。于是年轻人才会选择那种同时代的共同信念：去反抗父权，将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彻底否定，消除旧道德对人的影响——而这一切只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与父辈相抗衡的资格和力量。 　　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年轻的格瓦拉，于是他们发现自己有了一个足以与父辈相提并论的舞台，年轻人去参加游击队。古巴革命里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有山林草莽的浪漫英雄；有学生出身的年轻领袖——年纪最长者也仅过而立之年——贡献出他们慷慨无私的青春岁月。一个快乐喜气的民族，在一个热带的旅游天堂，带着伦巴韵律的脉动气息。 　　纯粹的理想就这样在整个世界飘摇，纯粹的理想更是让历史付出了代价。当世界已经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卡斯特罗引起的核危机是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古巴人的生活还是属于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之一，他们远离世界的孤傲让人尊敬也让人唏嘘不已。中国也是走了一段不短的弯路，当历史重新见到世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日子已经与人拉开很远了，而当年的那些最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也正在成为社会的踏踏实实的力量，做着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理想可能偶尔还会让人激动一下，但是生活已经成为最根本的生活了。 <PIC|p52-4.gif> 　　 1963年，披头士们纯真的笑容。后来他们失去了这笑容， 　　但在音乐的秘密丛林中走得更远。 <JZ|>1957—1969　披头士的灵歌 　　“在那段浮晃的黑白新闻短片中，4个大男孩站在所有伦敦女孩的尖叫声面前，欢迎他们的人潮不断地向前推挤着……镜头前不断闪过一张张歇斯底里地尖叫与哭泣的脸孔。”这是许多年后人们通过录像看到的披头士，看到的那个时候的狂热。美国人在领了十几年的文化风骚之后，在那个曾经是日不落的帝国里，在那个最老牌最保守最绅士的国度里出现了4个人，他们用一种歌声，不着边际的歌声去写就一个时代的心思。 　　披头士乐队的横空出世把一个世界给搅得心烦意乱而又无所适从，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很久没有这种酣畅淋漓了，很久没有为一种东西而感动了。现在有了音乐。 　　录音技术和图像技术的完善，使得这个世界可以按照另一种方式向前发展。披头士本身是一种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精神，而他们的媒介的手段更是一种革命。人们不再用街头演说和书籍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人们可以用一种电子方式来表达自己，人们用这种同样的方式来接受新东西。 　　我们还是说披头士的革命。有人说，他们代表的是一种革命，是一次灵魂解放。“解放”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场合里，它与暴力没什么关系，它只是一种向往，这种向往需要人的配合，需要人自身的努力，人类为此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革命：灵魂解放。 　　这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一次发现，人可以释放痛苦，人也可以释放自己。这就是自身的自由，说了很久，丢失了很久，从一种歌声中重新拾起希望。 　　信仰的载体变化了，意识形态的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而最关键的是人群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披头士之前，革命是属于中年人的，解放是属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但在那歌声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撼：在这个社会里思维的主体，最活跃的思想的主体已经是那些不到二十岁或者二十刚刚出头的那一群人了。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的高度，我们还会发现，20世纪的后半段，所有的思维主体都是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青春期进入了主流社会。 　　立场就是我自己，解放的也是我自己，社会的价值，意识形态的价值都被看得很淡，那时候的约翰·列侬(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只有眼前的世界，对于解放的极度狂热，并把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到70年代。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纯洁的解放意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那几十年间我们有无数的回忆，也正是他们的这种忘我的快乐追求，使得一个时代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自由啊，乌托邦啊，人类啊，叛逆啊，那真是一个让人痛快的时代。 　　于是列侬也就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偶像，约 翰·列侬成为了偶像。 　　“砰——”一声枪响，约翰·列侬倒在街头。 　　枪手是他的歌迷，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热爱。 　　相对于自我价值而言，灵魂解放难道永远是一种绝对? <PIC|p52-5.gif> <JZ|>情侣待在垃圾箱里，是嬉皮士时代最震撼人心的举动之一。当一些人把心目中至美的事物放置到最肮脏的东西旁边时，表明他们的青春已被扼杀。 <JZ|>1960—1980　嬉皮士时代 　　我们说过，谁也不知道约翰·列侬的歌声会把人类引向哪里，在那一阵子的喧嚣过去之后，人们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自由，他们快乐，他们放纵自己，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和方式，他们与世界格格不入，但又时刻在这个世界里生活。 　　“人类永远不会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他们不会想象得到60年代会出现嬉皮士这样的怪胎，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也放纵了自己的自由，他们是快乐的，但他们也放纵了自己的快乐。”这句话说得很对，嬉皮士绝对是一个怪胎。 　　《泰坦尼克号》的男主人公扮演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个又酷又靓的男孩的父亲就是一个嬉皮士。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很早就带着他离开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一些想不到的场合相遇，他们一旦走到一起就会很高兴，像亲兄弟一样，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是说环境，有时是说一些小动物，更多的时候是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们有时很有信心，有时又无可奈何，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打开录音机听那些听了很久的摇滚乐，偶尔很神秘地抽烟，很久以后迪卡普里奥才知道他们吸的实际上是一种叫大麻的毒品——那是嬉皮士的标志。他的父亲很天真，也很容易冲动，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不理解和蔑视，总想领着他到一个远离这些俗人的地方生活。 　　但有一点迪卡普里奥是始终自豪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不论多么窘迫，他的父亲始终是那么乐观，从来都是快乐的，更不会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而找迪卡普里奥的麻烦，事实上他只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一个用不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父亲随他怎么发展都行。迪卡普里奥有他自己独特的快乐童年。 　　嬉皮士从最初的批判者成为一群避世者，从追寻社会的理想转而追寻自己的理想，但他们的批判精神却从来不曾随着岁月流逝而有任何改变。哪个社会都需要批判者的角色，对于嬉皮士来说，他们是职业的批判者。 <PIC|p52-10.gif> <JZ|>1970年4月30日，美国国民警卫队面对反战示威的肯特大学学生。一个女孩将一朵雏菊插在士兵的枪筒上，告诉他“鲜花比子弹好”。一个小时后，她被击毙。 <PIC|p52-6.gif> <JZ|>父子在小径上默默的背影，准确地传达了60年代的孤独主题。 <JZ|>1968.5　欧洲红五月 　　1968年的5月，是这个世纪里最动荡、最有戏剧性，也是思想最复杂的一个月。那个月，巴黎的年轻人在街上筑起了战壕，美国的年轻人通宵达旦地吸大麻，而中国的年轻人则走上街头去扫除“四旧”——那可真是一个全人类最躁动不安的季节。 　　而相对于这些所有的事件而言，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则是欧洲，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激进性在那个春天里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年轻人的冲动和热情一览无遗。 　　高贵的欧洲传统一天一天变得世俗化可能是1968年故事的最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法国服装业裤装的产量第一次超过了裙装的产量，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它足以说明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正在经历着变化，而这些在1968年的时候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出来。 　　一旦决定否定道德，他们就会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1968年的5月最重要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严禁禁止。他们的口中唱着杰里·鲁宾的歌“凡是没在牢房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这些乍听起来很像革命很像政治宣言的东西实际上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想说自己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命运：“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 　　它只是一群年轻人的要求。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该毕业的还是毕业，那些最激进的人有的还成为后来政坛上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谁也没有当真。年轻人的事，年轻人的要求，就这么歇斯底里一回，就这么痛快淋漓一回。 　　只是它的余音，成为另一群人的理想，抓在人的手里一直持续下去，成为另一种力量。巴黎的街头不见了硝烟，而人类的青春却永远不会停止。那些年轻人的痛快淋漓的春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也就是这样以另一种方式在某些地方开始了。 <PIC|p52-7.gif> <JZ|>70年代的时髦装束，颇有遗世独立的的孤傲品格。 <JZ|>1971—1979　喇叭裤时代 　　多灾多难风云变幻的60年代过去的时候，人们多多少少感受到一点疲惫，喧哗与骚动之后往往是生活的平静，70年代也是一样，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之上，人们终于发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生活本身。 　　假如没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这一段真是乏善可陈的历史，但更尴尬的是即使出了这么大一个“水门事件”——险些危及美国宪法的神圣性，也没见到美国的年轻人为此有什么具体的举动来关注这件事，大家都是很平常地看着这个世界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 　　当然也有另一种人，他们沿着60年代的路继续走下去了，值得回味的是他们大多数都从一种反政府的组织变成了社会的组织，结果一点一点地成了恐怖主义者。比如意大利的“红色旅”，再比如秘鲁的“光辉道路”。 　　对于那些生活在普通社会中的人们来说，70年代就太平和了，以至于人们回忆起来的时候竟然用服装这样的词来概括这个时代：一个喇叭裤的时代。 　　也难怪，冷战的终结遥遥无期，人们也习惯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前几年的英雄壮举一事无成不说，而且留存下来的成了危害社会的势力，人们只能选择一种精细的生活来表达自己的存在——这也是年轻人永远放不下的一件事：我存在，我必须被注意。那么喇叭裤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崇尚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们把约翰·列侬式的发型当成惟一的正宗——蘑菇头，喇叭裤，瘦削，听猫王的唱片，70年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生活着，他们也经常搞一些小型的聚会，但再也没有60年代的勇气和热情了。 　　70年代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人们发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发展的代价第一次这么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人类向自然攫取的贪婪性第一次变得这么无耻。面对这样的发现，最先激动起来的自然还是年轻人，也就是在他们聚在一起听那些老唱片的时候，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环境问题在70年代的年轻人看来这同样是一个个人自由的问题，只是这种自由是与生存的环境联系到一起的。没有一个让我们自由呼吸的环境，没有一个让我们健康成长的环境，其他的所有设想都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年轻的使命第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这种使命很快就成为20世纪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成为全人类关注的话题。我们当然也把这份功劳记在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总是有使命感的，不论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在什么时候，虽然他们颓废的样子很让人看不下去，虽然他们总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们还是把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当环境保护成为一面旗帜的时候，世界上诞生了新人类，他们似乎就是为一个洁净的世界而降临在这个世上的。 <PIC|p52-8.gif> 　　 作为模特的凯特·摩斯身高175cm，体重只有80磅。 　　90年代的风尚就是如此：瘦削冷峻。 <JZ|>1980—1991　新人类世代 　　在新新人类出现之前，新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活得最为惬意的一群人，这么说倒不是他们的灵魂很自由，不是，因为人类从来没有感到过自由和解放的时候——即便是对新新人类也是一样——他们只是做了某种妥协，因为人类还从来没有过在客观环境上为人提供这样的舞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新人类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活得自足，但远远不是自由，所以他们身上还是具有那种清醒的反叛精神。 　　科技的发达使他们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多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成为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的东西，而电脑能提供给人的则有一个极度扩大的虚拟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一种有限度的自由，这是新人类最感到满足的。 　　另一方面，新人类依然保持着社会主流的地位，换句话说，他们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所有有利于这个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东西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那种“雅皮”风格——第一他们不像嬉皮士那样脏兮兮的，但他们还有嬉皮士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他们还占据着社会主流的精神和财富，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总之，他们是成熟的一代人，又是不落俗套的一代人。 　　他们反对媚俗，米兰·昆德拉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媚俗。同时，他们不反对名牌，但他们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代表着一种品位，品位对于新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这超过牌子本身。但是如果这个牌子不能把新人类扮酷，他们同样不会选择。“酷”这个词就是在新人类中传出来的，那种微冷的感觉很合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他们不希望太热烈，不希望太投入，只是想远远地保持一种观望的姿态，他们不苟言笑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有知识，不只是他们所学的专业。他们懂的东西很多，但不会去卖弄，卖弄是针对那些不懂的人的，而在新人类的眼中他们才不去想别人会怎么想呢，说他们自私也可以，总之他们在对待他人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还是有那种格格不入的反叛精神，这是多少年以来，年轻人所必备的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活力的保证，新人类更是这样。他们在骨子里对自由的追求绝不会比他们的前辈差，只是他们用一种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或者说他们更容易让自己在另一种环境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假如得不到，那么他们也不会到街头去寻找自由，他们知道在那里寻找不到。 　　他们还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自从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成为人类的头等大事，他们自然也是关注备至的，因为他们深谙没有地球什么也不会存在下去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新人类生活的年代是在世纪末，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纪末，在旧的千年纪元即将逝去的时候，人们想这一千年总是让人绝望的。世纪末的情绪用中国话说就是四个字：人生苦短。一到世纪相交，想到人生不过百年，人总是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怎么鼓励自己也难以摆脱这种感觉。新人类正好生活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只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在青春之外，青春在生命之外。 　　当年轻人渐渐老去，或许有一日会捡起有关的历史，看自己的前人，看自己，有时会笑，有时会哭，有时会无动于衷——在对历史最敏感的时候我们无暇关注，在对历史已经看得很淡的时候，我们又已经没有了那种心情。 　　于是，人总是错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