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一 　　60年代初，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文学（真善美），上课时总见她举起手来。亚里斯多德怎样分辨不由自主行为和无可自主行为？罗森堡小姐？ 　　大卫·休姆说艺术的规律并非出自理性，而是由经验得来，此话怎讲？谁晓得？罗森堡小姐。 　　《罪与罚》一书那些“提示情节”有什么作用？这次看看除了罗森堡小姐以外，还有谁可以答得上来？（没有人举手。唉。）罗森堡小姐？ 　　她的答案既准确又有内涵，是熟读指定预习课文的成果。她也许不是我教过的最有才华的学生——我已经教过不止1000个学生——然而她是表现最好的。罗森堡小姐如果看不懂一段课文，她会再三研读，或向我发问，直问到她懂了才罢休。她对求学问、辨是非一丝不苟，她勤奋、精力充沛、活跃——是个不折不扣的甲等学生。 　　她多才多艺，篮球、垒球、足球、网球和剑术把她操练得窈窕健美；棕色的头发梳理整齐；深棕色的眼睛晶莹发亮，笑容传送高压电力。虽然我离开全男生大学已经10年了，但我在我的课堂里看见女生时，仍然感到有点刺激。但这没关系：我这个老师从来和学生没有私人的密切来往。 　　现在问问你们，柏拉图的“爱梯”的第一级是什么？都忘了？罗森堡小姐。 　　我很有兴趣地听一位同事说：我的（也是他的）高材生也会对喜欢的老师“倾慕”。他告诉我：罗森堡小姐来自费城，从小家教很严；她表现优异，大有希望在3000多毕业生中居于榜首；她渴望人家的注意和赞赏；她多愁善感，尽管成绩优异，仍为学期报告和考试担忧；在感情预算表上，她的支出和收入同样庞大，她慷慨地付出感情，也期待获得回报。 　　唔，咳。第二梯级呢，谁知道？（没有人举手，当然，除了……）罗森堡小姐。 　　在她取得文学甲等成绩之前，我们在办公室开过几次会，但到她取得学士学位（全班平均成绩最高，因而学校特奖授她第10万名毕业生的荣誉）的时候，她仍然称呼我先生，我仍然称呼她小姐。我听说有好几个研究院愿意给她提供奖学金，而她比较喜欢芝加哥大学。 　　我自己也转了大学。在以后的4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想起过这位优秀的罗森堡小姐。 　　二 　　以教书为职业的我，同黑板和粉笔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我上幼儿园开始，半个世纪以来，我离开课堂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月。我对黑板、书桌、讲台、研讨桌，和对我书房的家具一样熟悉亲切，因为它们都是供我用脑时使用的。我是个有家室的人，虽不天生善教，但也教得不坏。我欣然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之聘，教授英文作文。我一连教了12年，按规章缓缓晋升和慢慢加薪；我写了几部小说，养育了3个孩子。 　　1960年，我离开了田园风味的宾大，转入纽约州立大学。校区是个可爱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10年，我的婚姻破裂；不过我又完成了几部书。 　　6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的一天下午，我准备乘飞机到别的大学去做每月一次的演讲，这一次去是麻州波士顿大学。因飞机误点，那位耶稣会的主人将我匆匆推上台去演讲，然后催促我去参加那个必须出席的酒会。就在前往酒会途中，许多人前来和我打招呼，要我在书上签名，又问我些问题。 　　有个女的头微微翘起，眼睛发亮，笑着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我记得她，她叫罗森堡。她在波士顿干什么？我猜想她大概是在这里的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许已经在某大学当助理教授了。“不对，说来话长。”罗森堡女士说。我的主人拉拉我的衣袖。真不巧，我们不能多谈一会，因为我必须到楼上参加酒会。 　　她真的很漂亮：而且不再是个女学生了，而是个富有城市气息的年轻漂亮的女子。她在讨论真善美时常常举起的手，有没有戴着结婚戒指？我还没想到要看，主人已把我推进那已经载了许多宾客的电梯。 　　电梯的门正要关闭时，她挡住了门，轻松地问：“我可以一起去吗？”我惊喜地代替主人答道：“当然可以。” 　　她手上没戴结婚戒指。在酒会上，罗森堡女士和我没多少时间倾谈。我只说了我为什么来了这里，而她也只说了她已离开芝加哥，如今在波士顿教书。啊哈，在波士顿大学？ 　　她报以动人的笑容。不，目前在公立韦兰中学当教师，教授英文。她向来想做中学教师。 　　我所应尽的责任完了以后，便邀请她到一家餐厅去吃晚餐。我们点了几个菜，又喝了一些香槟，庆祝我们重逢，为真善美干杯。“你说说来话长。说吧，我最爱听长篇故事。”我开口问道。 　　她告诉我她进了研究院，但无意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志向是当中学教师，而且希望执教愈早愈好。她在芝加哥大学修读了一年半之后，一个雇主聘用了她。我们继续说过去的事。我把我的经过也告诉了她。 　　三 　　柏拉图曾听苏格拉底讲授：欣赏“至美”始终爱上某一美丽的人和物，然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爱上所有美丽的人或物——甚至会学会欣赏这些美丽的人或物的共有品质而不产生占为己有的欲念——“柏拉图式的爱”。然后，我们可能学会也爱非物质的东西：美丽的动作，美好的观念等。至于那些出类拔萃、已得柏拉图真髓的人，将可以登上终极的电梯上至“纯美”的境界——欣赏甚至从美好的观念中提取的品质。 　　这是我所了解的“爱梯”。我在宾大就是这样讲授的，每一梯级罗森堡小姐都会举手答问。我们的关系由爱梯的顶极开始，始于是抽象而高深莫测的真善美。现在我这位从前的学生教导她从前的老师，让他知道这次序是可以颠倒过来的，那条爱梯是双程的通道，而那架终极的电梯——我可以一起去吗？——实在是个不坏的起点。 　　四 　　她和我不一样，是个天生的好教师。我们婚后，她很不情愿地离开波士顿的公立学校。我们迁往巴尔的摩市，她在圣蒂莫西学校执教，很快便大受欢迎，学生在背后都称她为“巴思”，说上她的课是“上巴思”。 　　因为“上巴思”不但能学到大量与课题有关的知识，还会得到（永远是兴致勃勃、充满精力地讲解）大量有关道德知识的教育：对课文负责任，对作者负责任，对语言负责任，对教师和同学负责任，并且对自己负责任。 　　她的这一套并不是从我这里得来的。我相信“巴思”在大学时，或许是从她的教授处学到的，而我对这些并非权威。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巴思”，在他任教的约翰·霍金斯大学从未参与过那些跟他学写文章的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文学以外的价值观。不但如此，他还一边教学，一边写东西。圣蒂莫西的女学生“上巴思”，却给予他们百分之一百职责上的照顾：顾及他们的性格、价值观、思考过程、写作能力、文学理解力等。我要学生好才能教得好，学生极差便教得极差。但她却能春风遍沐，潜移默化。不仅好成绩的学生无不佩服，连成绩差的学生也都纷纷写信称颂她说：“你不但开启了我的眼睛，而且还改变了我的生命。”要是我也能得到些这样的评语，多好！ 　　她在圣蒂莫西学校的这些奇迹已经十几年了，而她还希望继续下去，至少要再教些日子。她这种苛求自己和凡事必先充分准备的习惯，使她要用不止全日工作的精力，去应付只需一半时间的工作，她像一些诗人和小说家一样，想要或定要在比一般人少的年份内完成一生全职所做的事。我们对我们迟迟才开始的婚姻，感受相似，心情同样的悲喜交集。我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当教师大多数工作都在家里做，我们一年共聚的时间，比大部分双方都要工作的夫妇两年里聚首的时间还要多。 　　她没有兴趣从事“较高阶层”的别种教育工作。对她来说，只有课堂这一熔炉才真正重要，她在那50分钟的课时里，讲她花了许多小时准备的内容。此外，她感兴趣的还有她和学生长时间耐心的谈话，以及花许多时间来批改他们的作业：修正用字，精炼造句，发挥思想，书写评语。要是我的孩子有个这样的中学教师多好！要是我自己有一个，多好！ 　　五 　　再过几年，如果一切顺利，我打算不再教书了，到时候我将已执教40年了。学校因为我离去而蒙受的损失很容易弥补。但是如果她也随我退休，不再在艺术和生活上指导那些女孩子，那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有些作家可能会文传后世，但一位第一流的教师所传世不朽的，却不多有，甚至在几十年后，她以前的学生还会向她们自己的学生、丈夫、孩子、朋友所说：“巴思从前说过……” 　　我喜欢幻想她的一个学生和我的一个学生偶然相遇，他是个成了名的作家；她年轻得志，在国际银行界炙手可热，对文学仍感兴趣。她中学时的英文教师非常特别，成了话题。他们在某处的电梯上，到楼上去参加为嘉宾而设的酒会。他们要找一个双方共通的话题。一人提起了巴尔的摩：咦，他们都在那里念过书！后来，他们在吃菜和喝香槟的时候，又提起这个话题。她在那里念过中学，他在那里念过研究院，圣蒂莫西，约翰·霍金斯。他说的是霍金斯，是八十年代中期吗？他一定上过她以前英文教师的丈夫——那个小说家的课。 　　没错，我上过巴思的课。 　　她笑得多么动人！“你上过巴思的课？”她说，“少吹你的巴思了吧，我们在圣蒂莫西才真正上过巴思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