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PIC|p8.gif> <JZ|>年轻时的张可 <PIC|p10.gif> <JZ|>晚年时的张可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18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16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有着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18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1938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打开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23年的贱民生涯，他的许多老朋友因为经受不住而西归，包括七窍流血而死的挚友满涛，疯狂以后蹈水而死的巴人，众叛亲离、在癌病房孤独死去的顾准。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羡慕地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1938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1947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1948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里。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上海地下党电台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惟一的儿子王承义在1949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员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12年的党籍。1938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里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12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极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 　　那个黄金的50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 　　那时当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操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士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78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张可的故事，在50年代充分地展开了。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23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1955年6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1955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1955年6月，王元化突然被隔离审查，这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了，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1957年2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 　　1958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4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笺上，用瓷青纸做封面，线装成一册。这悄悄保留着自愉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 　　时隔39年，我看到了抄在50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了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5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又是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尔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80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20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60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稀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1970年至1972年，王元化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1955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1979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样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她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60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30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30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50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着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