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不行。”这个巧手匠说，“肯定不行！” 　　我让他把一些黑白瓷砖贴到墙上去，他坚持说那样会掉下来。后来我想了又想，认定没什么理由能证明瓷砖会掉下来，于是我自己把它贴了上去。 　　妹妹凯洛琳来的时候，我正琢磨这事儿。她眼里流着泪。她小儿子入托的那个托儿所所长告诉她：“要是你教孩子的方法正确，哪怕你走开他也不会哭。” 　　“胡扯！”我说，“他是个又好又乖的小宝贝儿，你不是不清楚！” 　　“可她还是儿童心理学硕士呢！”凯洛琳啜泣着，“她肯定知道。” 　　“单凭某些人是行家就能说明他们总正确吗？”我说。接着我向她讲了一件我认识的一个编辑的事儿—— 　　那是在佛蒙特的一个寒冷早晨，这个编辑开的车突然一阵发飘，于是她赶快在一家汽车修理部门前停了下来。“别担心，”机械师向她保证：“车一跑起来，就不会再飘了。”她了解自己这辆车，在过去哪次冷天它也没有过这情况。可行家告诉她没事儿，她也就只好将车开走了。 　　后来却发现是水箱冻住了，她那辆车也几乎报废。“真是报应，”她告诉我，“就因为我听信了那些别人以为什么都懂的人的话，自己对周围事物应有的判断也丧失了。” 　　我对凯洛琳说：“你对你儿子的做法也犯她那种毛病。” 　　我尽管责备，可对她还是非常同情的。这个世界已变得那样复杂，我们在了解或同它打交道时，从能力方面就已失去了自信。但常识却是现在和过去一样是大有益处的。再多的专长也替代不了对某一人、某一情境的特别认识。多数情况下，你还得相信自身的判断。 　　我是几乎丢了性命才学会这一点。一天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识地挠了挠后脑勺，忽然注意到有那么一块地方，在挠头时发出的声响就和指甲划在空纸盒上的声音差不多。我马上去找大夫。 　　“您说您脑袋里有个洞？”他取乐似地说，“什么也没有，有的恐怕也是您头皮上哪根神经弹出的曲子！” 　　两年里我找了4个大夫，他们都告诉我完全正常。找到第5个大夫时，我几乎都绝望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要不信我的话，我就做个Ｘ光，让您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说。 　　果不其然，肿瘤在我脑袋里已弄成了一个眼球大小的空洞。手术以后，一个挺年轻的大夫站在我床边，踌躇片刻后说： 　　“要说也是件好事儿，您还是很聪明的。大多数人都死在这种瘤上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等发现时已晚了。” 　　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而且在权威面前也表现得很驯服。在找头4个大夫看病时我就应敢于直言。当然，对某些完全肯定的观点能提出疑问还是相当困难的。 　　行家们说的大都是那样肯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就表现得很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断言过将出现“和平的时代”。制片人伊文·索尔伯格曾不加犹豫地阻止过路易·Ｂ·梅耶，反对他购买《飘》的版权，因为据说反映南北战争的故事是赚不了几个钱的。连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也肯定地认为：“全世界不会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不应让行家之言所吓倒。当遇到我们确实熟知的领域，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住所，让我们听完行家们如何说后，自己再做主张吧。我们的推测或许和他们的差不多，有时可能还要比他们的强些。看一下我用那黑白瓷砖贴的墙，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8年后，它仍牢牢地贴在那儿，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