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一 　　1961年，我18岁，已有一年左右的登山经验，盖白的登山经验还不到一年。那天我们已经爬上烙铁岭约180米，全程还剩四分之一。尽管可以钉铁栓的地方太少，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这次登山是由盖白领头。他按一个角度朝上爬，转向左方，找不到可钉铁栓的地方，转过一个角落就不见了。我在等待。绳索没有动。 　　“情形怎样？”我大声问。” 　　“等一等。”盖白急躁地回答，“我在找一个‘确保’。”（注：所谓“确保”，就是找个固定点，钉入铁栓，把绳索系在上面，使自己处于安稳的地位，并能承受登山伙伴的重量。） 　　最后，“找到确保”的信号传来了，我开始往上爬。足有35米长的一段，盖白没能钉上铁栓；因此我往上爬的时候，绳索在我的左方悬垂成为一道长弧。我用力拉扯，绳索开始把我往旁边拖，我赶快退回来，绳索却绊在15米以外一块朝下伸展的石片下面。我再用力拉绳，又大声喊叫，要盖白也从他那一头拉。我们努力的结果，徒使绳索卡得更紧。 　　“你的‘确保’怎样？”我问看不见的盖白。 　　“不太好。” 　　在我和那讨厌的石片之间，有15米宽的石板。我想我必须爬到石片那里去，那怕要把绳索的松垂部分盘绕成许多圈，也只好如此。我大声喊叫，告诉盖白我现在要怎样做。他同意了。 　　我解下身上的绳索，尽量盘绕成许多圈，然后把绳索的一端抛下，让绳索越过那块石板，能使绊住的那段绳索松脱。然后我很小心地爬上小岩突，坐在那里。 　　盖白这时在我的下面，距离很近，但我仍看不见他。 　　“绳子依旧绊在那里，”他说，“我想我可以爬回去，把绳索拉开。” 　　“你真要这样做吗？” 　　“看起来情形还不太坏。” 　　我等待着。等了很久，还看不见盖白，这使我心中的忧惧陡增。突然，传来盖白得意的声音：“我把绳索拉开了。” 　　我的忧惧顿时消除。他既然能爬到下面绳索绊住的地方，就可以再爬上来。我想起他的急躁心情，吩咐他说：“把绳盘好。” 　　“不必，我只要把绳搭绕在身上就行了。我可以一直爬到你那里。” 　　他的这个决定令我莫名其妙。不过盖白就是这样，很冲动，爱凭预感行事。时间又一秒一秒地过去。 　　“情形怎么样？”我叫嚷。 　　隔了一会儿，才传来盖白显得有些紧张的声音：“我刚爬过一个难爬的地方，现在容易些了。” 　　他距我非常近，可是自从他领先转弯绕过去之后，我一直没见到他。 　　跟着我听到轻微而清楚的衣服摩擦岩石的声音，随即传来盖白的惨叫声：“戴夫！” 　　我猛地一跃而起，急呼“盖白！快抓住点东西！”他虽然滚落得离我越来越远，可是我仍听到他在喊：“不行啦，哎呀，不行啦！” 　　盖白的身体开始被岩壁撞得弹起再落下，弹起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远，然后又头朝下碰到无情的石板上面，最后由砂石岩把他抛到树梢上。 　　我站在那里，疾呼求援。平顶山小径上的人声随着微风飘传过来——“我们就来！”有人喊道。 　　“他在树上！”我大声地喊。 　　我坐下，心里在想：坐在这里等人来救吧。他们可以由后面爬上去，从顶上放下一条绳。我想出这个好主意之后，就站起来朝着顶巅爬去，慢点，我告诫自己，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跑。到了顶巅之后，我从后边朝下爬了25米，到达地面。 　　“他在哪里？”一个样子很凶暴的徒步旅行者问我。 　　“在树上！”我喊道。 　　我们都象觅食的动物一般各处搜寻。最后有人遥喊道：“找到了。” 　　盖白脸朝下平躺在那里，四肢七扭八歪，血染的绳索仍像茧一般缠绕在他身上。牛仔裤的臀部已经扯掉，露在外面的半个屁股刮得血肉模糊。我想走上去摸摸他的身体，但是两只脚不听使唤。我坐下哭了起来。 　　二 　　那年秋天，我进了哈佛大学。但我对盖白的事，一直讳莫如深，原因何在，至今还不明白。每次回想到我们在烙铁岭的情景，心里所感受的不仅是恐惧，还有内疚和困窘，仿佛自己犯了道义上甚至行为上的过失。 　　不过我还是积极地参加登山社的各项活动。我生平的真正抱负是攀登阿拉斯加山脉。那年春天，有一阵子，我摆脱了整天萦绕心头关于登山的意念，觉得心声警告自己：“戴夫，这样的一次登山，你可能把性命送掉。”我停下来，把自己的生命估量一番，然后神志清醒地答复自己说：“这是值得做的。这个险值得冒。” 　　3月的一个周末，麦特和我率领一个攀冰队，去攀登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队里两位最有经验的攀登者是克瑞格·麦里修和丹·杜狄。前者是一位研究生，曾攀登过安第斯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后者是一位安详而思虑周到的电影制作人，最近参加过攀登额非尔士峰的美国大登山队。克瑞格的妻子桑黛也和我们同行。 　　麦特和我分别领导两个绳队，率领一些新手爬上欧代尔斯雏谷，并费点时间教他们登山的方法。中午前后，我们听见有人在谷底高声喊叫。“有人呼喊求救。”我向麦特高声喊道。 　　我赶紧用下降套索沿着陡峭的山坡下去，到了谷底。我遇见一个人告诉我说，他看见个像是“一捆破布”的东西从他旁边滑落下去。他知道那是几个人的躯体，据他判断，那些人是从尖峰雏谷掉落下来的。尖峰雏谷正是丹和克瑞格攀登的地方。 　　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丹受的伤最厉害，头颅有一大块裂开，他的血仍有余温，但我肯定他已经死了。我觉得克瑞格似乎还有微弱脉搏，于是为他止血，并实行嘴对嘴的人工呼吸。随后麦特到达了。察看丹的情形，其他的人都来帮忙。5分钟之后，我知道他们两人的伤势都太重，根本无法挽救，他们失血太多了。。 　　有一会儿我抬起头来，正好看到克瑞格的太太桑黛被一个和她最熟识的登山者拦住去路。她听到这不幸消息时脸上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我也清楚记得自己当时所得到的启示——我从没体验过如此深重的个人损失。 　　三 　　在以后的几周中，我们举行一次追思礼拜，并对于费解的肇事情况作了几次很长的讨论——在丹和克瑞格之间的绳索上，曾经发现有一个冰螺钉松了。我决定不让这次意外事件影响我攀登亨廷顿山的初衷，现在距离预定的攀登日期只有3个月了。丹和克瑞格之死使麦特受到强烈的打击，但我们仍继续进行原定计划，并邀艾德参加。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们终于攀登亨廷顿山了。7月29日到30日的夜里，我们整夜奋力前进，横穿过刀刃般锋利的高山脊，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站在顶峰。就在12个小时之前，麦特和我曾濒临死亡的边缘，几乎送命。虽然我们都受了瘀伤，麦特还掉了一个冰爪，我们依然继续往上爬，设法同艾德和唐会合，共同朝着顶巅奋进。 　　午夜时分，也就是在到达顶峰的19小时之后，艾德和我站在顶峰下约450米的一块凸出的岩石上面。我们的帐篷太小，容不下4个人，因此他和我自告奋勇继续下山，到下面较低处的一个营地过夜，麦特和唐则等好天气的日子下来。在朦胧的光线中，艾德和我准备下降套索、铁栓、固定绳和把那些绳索绑扎的结都缠在一起，而艾德正在这堆东西之间系上一个长椭圆形的扣环。然后他扣好我们的绳索，把绳索往后拉一拉，看看是否牢固。只听到一个刮擦的声响，又看到一些火花（他的冰爪在岩石上擦过），他就朝后从半空中飞落下去。他撞在近20米的坚冰上面。像上次在烙铁岭一样，我高声喊道：“快抓住点东西，艾德！”但他的跌势不止，从陡峭的冰坡上迅速地往下滑，翻过悬崖掉下去，看不见了。 　　我大声喊叫，回答我的只是一片寂静。他必定死了。 　　我设法下去，回到空帐篷里。以后的两天，我都是一个人独处，急切盼望麦特和唐平安归来，又担心他们或许也死了，我用安眠药片麻醉自己，并思索究竟毛病出在那里。唐和麦特终于来到，我不得不把艾德的事告诉他们。我们在猛烈的暴风雪中，爬完最后一段下山行程。那是我生平所经历过的一段最艰苦最惊险的爬山。 　　我回到丹佛，开始进研究院攻读。这时我生平第二次郑重考虑以后放弃登山。我才22岁，已经目击3次严重山难，4个人丧生。艾德的父亲来过几封信，都写得很吃力，字里行间流露着我从前在他面容上所看到的沉重而绝望心情。但我觉得，那些信中“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不是单凭自己扪心自问就能回答的。 　　可是在世间任何其他地方，连在充满相亲相爱气氛、安乐窝般的小家庭里，我也不曾感觉过像爬山时那么纯粹的快乐控制着我，把我像小狗一般耍弄，驱使我和同来的人们站在岩石嶙峋或冰雪遍布的高处，俯临前途未卜的挣扎，面向近在咫尺的青天，高声夸耀我们的得意。 　　在那时刻，登山是值得的。 　　登山是一桩乐事，是人生一件美好的事情。当然有危险，但我知道那危险是值得一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