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结婚4年矣。从此，结束了那一块冷馒头、一只干烧饼加上一杯白开水当作一顿饭，脏衣服、破袜子统统扔到床底下的老光棍儿生涯。如今，不但家中井然有序，夫妻“相敬如宾”，而且添了一个小宝宝，还是我最喜欢的小女孩——当然，小男孩也一样可爱。但我更喜欢小女孩，因为我怕小男孩长大了会闹腾得叫我受不了。 　　生活的小舟停泊在平静的港湾。一个人独坐的时候，心里常常念叨着一句话：谢谢你们，介绍人！ 　　我所要感谢的介绍人是介绍我的妻子跟我认识的人？非也。我跟我爱人的婚姻——用我那可敬的老岳父笑骂我们的话来说——完全是“瞎猫抓住死老鼠”，自己碰在一起的。我在这里所要感谢的，乃是在此以前，当我长期身处逆境之中，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帮我介绍对象的人们。 　　“早岁那知世事艰？”小时候受外国文学的“毒害”太深，脑子里灌满了一大堆“罗密欧和朱丽叶”、阳台会、小夜曲、花园里的密约、甚至“一路跑”（即私奔）——总之，灌满了浪漫的传奇故事或者传奇式的浪漫想头，对于恋爱婚姻还要靠人说媒介绍，一律嗤之以鼻。解放前，我在外地上中学，我的母亲曾经口授给我那做小学生的妹妹，对我下了一道“慈谕”：命我回家，给我“说媳妇”。我回信对母亲大大挖苦一顿，断然拒绝——我的婚姻绝不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落后，那是倒退，那是对“五四”的背叛，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后来，我上了大学，这种信念更为坚定。现在看看那时候的照片，略带卷曲的黑发覆盖在高高的额头上，眉宇之间带着点儿稚气和英气，公平地说，长得不算丑。那时候，好心肠的师母或高年级的老大姐，不断提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尽管被介绍的也都是我们系里低年级的善良无辜的女孩儿，但我一听“介绍”两个字，就讨厌，所以统统谢绝了。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在我脑子里只有“爱情”这个热烈美好的概念，而“结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影子。 　　青年时代在好梦中过去了。然后，解放——出了校门——参加工作，但是学生气不褪。不消几年，充满幻想的脑袋就受到现实的敲打。1957年，自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跌入了陷阱。当时自己的感觉：开始受批判的时候，自认为是受到母亲责骂的儿子；到真正被划上“右派”的时候，则觉得自己是被赵匡胤错斩的郑恩。幸亏那时还年轻，30岁不到，不怕劳动，不怕改造，干活真卖力气，心地也纯洁无瑕。有一两位姑娘暗地对我表示同情，跟我接近，我很自觉地回避了，不愿连累人家。当时高悬在心中的只有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摘帽”。 　　施耐庵在《水浒·序》里说：“男过30未娶则不应更娶”。1962年被摘帽，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5年的改造使我的头脑明白了一点：如果自己还想结婚，就不能墨守外国小说里的框框，走“认识——交往——发生好感——有了感情——谈恋爱——定关系——订婚——结婚”这么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而必须“用夏变夷”，走多数中国人习惯的“介绍——谈对象——结婚”这条简便易行的道路。 　　于是，我就站在婚姻介绍的天平盘子里，任人称量。 　　六十年代初，我30出头。拿今天的话说，那时候我算个“大龄青年”——大则大矣，年尚轻也，何况还是一个大学生，找个“老婆”岂有难哉？我这样想，别人也这样想。热心的同志纷纷登门了。 　　第一个介绍人是一位演员，而且是一位很“红”的演员——她在台上演红娘，在台下也乐于当“红娘”。我过去爱看戏，偶尔写写剧评，认识了他们两口子（她丈夫是导演），算是老朋友。我摘帽后，她立刻帮我找对象。她为我介绍了一位青年演员——那是她学艺时的师妹，至于人才长相嘛——她武断地说——“你就不用挑啦！”一天下午，她刚排完戏，兴冲冲来到我们单位，给对方挂电话。她一手按那部老式电话机，另一手使劲地摇，“呱呱呱呱”摇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打通。她拿出小手绢擦擦汗，命令我：“过来，给我打通电话！”我也“呱呱呱呱”摇电话机，打通了。她和对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见面了。那位演员的“条件”真是“不用挑”。介绍人还转达了她的回答：“愿意考虑。”介绍人也很乐观，夸口说：“作为师姐，能当她一多半家儿！” 　　“这倒比张君瑞省事！”我想。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时间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过去——再没有下文。我登门去找介绍人。演员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原来愿意谈，可是听说你“犯过错误”，就不谈了。还埋怨她说：“姐，你给我介绍个这样的人，还不如不介绍哩！” 　　我愚蠢地问道：“我不是已经摘帽了吗？”因为，在宣布对我“摘帽”的大会上，领导明明讲过：“以后就一视同仁了。” 　　演员脸一红，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类似的经历还有几次，都是这样先喜后忧，不了了之。 　　一位基层女干部（女同志当中的热心人特别多）见我“傻得不透气儿”，就对我把话挑明。她说：一位领导干部向她亮了底：所谓“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属于“内专对象”一有运动，还要“掂出来”——“咱们不外气，这话我才对你说。你想想，这么厉害，谁敢跟你结婚？” 　　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害怕。在经济困难那个时期，有一些家境不好、文化不高的姑娘不怎么顾虑我的“摘帽右派”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又出在我身上了——知识分子即使倒霉了，“落魄”了，一旦处境稍有好转，由于“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而留在头脑里的“混帐话”仍然要飘浮起来；尽管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本本主义”还是难以彻底改掉，内心深处还在想着“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等等。结果，就像另一位介绍人替我总结的：“你愿意，人家不愿意；人家愿意，你又不愿意！” 　　摘帽后三四年平静的年月就在这“愿意”、“不愿意”的交错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果然立即被“掂出来”，头上被扣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这几年的处境使我非常怀念1957年那“和风细雨”的批斗。 　　然而，在连年的急风暴雨之中，喜事的光芒也曾在我面前一闪。 　　1968年冬，我正在“清队学习班”里写着自己的“罪行交代材料”。一天傍晚，红卫兵通知我：有人找。我以为是“外调”。跟他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在街上摆茶摊的老太太，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媳妇。这位老太太是城市贫民，所以她敢在那种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白虎堂”！ 　　老太太给我说媒来了。她说：这个媳妇“过门”以后一直受气，被她男人“打神经”了，刚离了婚，求她给她找个人家。她马上想起了我。老太太说：“你们俩怪般配！你一个月50来块钱，两人也够花！” 　　我看看那个年轻女人，她头发散乱，脸色黄瘦，眼神绝望无助，一副典型的“挨打受气小媳妇”的形象，跟我倒真“般配”。可是—— 　　我对老太太说：“你看，我还受着审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老太太顺口给我讲讲政策——这大概是红卫兵预先教她说的。但她又赶快对我进行前途教育：“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太太好心好意，还把我当“同志”。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站在旁边的小媳妇发言了。看来，尽管老太太说她被“打神经”了，她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神经”。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很清醒地向老太太提出抗议：“他怎么那么老呀？” 　　老太太大概对她隐瞒了我的年龄，听了这话，猛然一愣。 　　小媳妇说完那句话，就把身子背转过去。停了一刻，她低着头慢慢走了。老太太也跟她走了。 　　我摸摸自己的脸——胡子两个月没有刮，厚得像一片片的毛毡。我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过了40岁！ 　　从1966年到1971年，就这样在不停的批斗和“审查”中度过。 　　奇怪的是，生活一安定下来，就有人从四面八方把温暖的关怀送到我身边来。 　　一位老画家在农场慨然答应给我帮忙，甚至连对象都选好了——可惜，我们回城，正碰上春节，他一高兴，喝了一杯酒，突然中风去世。 　　一位退休的戏曲演员，身患重病，叫我到她家，把她的亲戚（一位回乡女知青）介绍给我。因为我“成份不对”（这在农村是最关紧的问题），没有谈成。不久，这位演员也病故了。 　　一位园艺工人介绍我认识一位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她很坦率地告诉我：“你划过右派。我又心软。要跟你谈，很可能就会同情你。可是一同情你，连我也掉进去了！——”掉进去”当然可怕。 　　我的婚姻太不顺利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介绍对象时，叫我写个”简历“，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用带红道道的纸”，好取个吉利。可是“带红道道的纸”也帮不了我的忙。 　　还有人动员我算一卦。我说：“自断此生休问天！唯物主义，不信命运！”可是我心里也嘀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这是司马迁的话。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有古侠客之风的介绍人。他是一位锅炉工，生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好一条虎彪彪、黑凛凛的汉子！简直是从《水浒传》里走出的人物。一天，他闯进了我的斗室。他那横冲直闯惯了的粗壮身体，进入我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显得很受拘束；他那大声喊叫惯了的高嗓门，在我们这个大家屏声息气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得太肆无忌惮。他来，是受人之托，要为我介绍一位离婚的女同志，先来“相亲”的。可是，跟我谈了一阵儿，他主意改变了，提出来干脆把他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他说：“按规矩，不兴这样。我看你是老实人，咱就不管那一套！” 　　他的妹妹——一位20多岁的姑娘，脾气跟她哥哥一样热情豪爽——也和我见了面。她哥哥把我的“条件”都向她交了底。她愿意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好。我想这一回大概可以“谢天谢地”了吧？不料，有一天见面，她哭了。问她，不肯说。第二天，她哥哥来，气愤地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对你不说一句好话！”原来，当这个姑娘为了想“明确关系”，高高兴兴到我们单位进行一次最后的了解，听到的评语是：“右派！神经病！”——刚刚产生好感的萌芽被野蛮地摧毁了。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介绍人都一一写出来，因为在那20年间，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好心都落了空。这一大半怪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一小半也怪我自己，因为在婚姻问题上我对自己要求的还勉强得不够。我觉得：人自然必须从少年时代的好梦中走出来，但是，人毕竟是一个人，总不能像“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那样配合。因此，我的光棍儿生活就一直拖到50岁以后。 　　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这时候，我本来应该马上结婚的。但我想抢回一点儿工作时间。我拼了命写出我的第一本书，直到1983年，当我57岁时，我才像一个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样结了婚。这时，我发现：结婚其实很简单。过去那样复杂的过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那些在我逆境之中帮助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仍然健在，但年纪也不小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他们的面影一个一个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他们形成一座高大而亲切的群像——我猛然醒悟，这不就是我们正直善良的人民吗？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啊！当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陷入困境时，他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个接一个伸出手来拉他，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扶持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想起他们，我感到自己欠着人民太多的债。这个债恐怕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写此小文，只是为了向上边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故世的和健在的一切关怀、帮助过我的人们，总的说一句： 　　谢谢你们啊，介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