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生活像一盏灯，像一个谜，有时甚至像一个梦。我和他相识复相爱时，明灯相照，满室生春；我们婚后，几经忧患，几经巨变，许多时日过得扑朔迷离，生命似谜；后两年里，大半时光消磨在病院中，药炉常暖，借来的日子，借来的希望，似真似幻，如梦如烟，有时惟恐他已被死神夺去，此情此景，只有身历其境者，方能体验个中滋味。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华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直到1943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司令官，我是中央通讯社的女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散后，陈将军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姓名，我告诉了他，他大笑说：“原来就是你，你可知道你的父亲还托我照顾你呢？照我看来，你已很会照顾自己。不过，可不要忘记，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地方，尽管告诉我好了。” 　　在昆明的两三年当中，大家都为工作忙，我们见面也只是限于公事而已。有时我单独去看他，也是采访新闻。不过，在这段期间，我们渐渐地稔熟了，大家也偶尔谈及生活方面的小事情，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那时陈将军有个秘书，会画漫画，他为我作速写，可是不太像，让陈将军看见，他说：“这张像片就送给我吧。”我说：“不好，太丑了，改天送你像样的。”时适有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拍了一照，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照相，如今尚留着做纪念。 　　1945年夏，抗战结束前两月，陈将军因与美国国务院闹意见，反对他们的对华政策，毅然辞职返国。十四航空队举行欢迎晚会，大家都希望和这位告退的飞虎将军谈一两句惜别和祝福的话，因此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机会在一起。十点已过，我准备走了，陈将军走过来说：“你不和我握手就准备走了吗？”我这个平时那么会说话的人，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答，同时又觉得四周的人都在注意我们，不易脸红的我竟然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刹间，我们两人似乎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情感在作怪，突然发觉自己在热爱着对方，两三年来，常常见面毫无感觉，一旦发现心底的深情时，我们竟要分别了！ 　　抗战胜利后我也离开昆明，转到上海工作。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人，而且还有好几个感情甚好的朋友，可是心中无甚思念，日子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打发过去。圣诞前，我得到陈将军返华的消息，我想起了我们在众人面前说不出话的那种窘态，连到机场去接他的勇气都没有。晚间，他邀我吃晚餐，在座的还有前任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将军和几个朋友，他们对于他的来临都表示欢迎。席终已十点多了，我就想先告辞。陈将军说：“等一会儿客人走了，我送你回家好了。”于是我只得留下。客散后，陈将军说：“你坐一下好吗？”于是我坐下，大家又是好一阵的沉默。 　　我说：“你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时期吗？” 　　他说：“不，我很快就要回美国去，不过我将再回来，而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要求你一件事——我想你答应我的婚事，那么明春我回来时，我们就可以结婚。”他说这些话时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而我则更是不知应当怎样回答了。 　　记得当时我曾说道：“我们大家了解不深，怎可以顷刻之间就谈到结婚的问题呢？” 　　他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爱你，我不敢对你表示，因为我还有太太。如今我已获得恋爱的自由，我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圣诞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陈将军约我到家中度节，我没有答应。他那时和友人魏劳尔夫妇同住，我想到古人“亲极反疏”的忏言，不想在这团圆的节日和他见面。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一瓶法国香水。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人”。我看见这行小字后，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所止。 　　新年过后，陈将军再度返美，约期一二月内归来。才相逢，又复忆相逢，别后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念他。白天，我数着日子，计算着他的归程；晚上，我梦着他，从一个梦，又转到别一个梦，一点新愁，寸心万里。一个月后他回来了。我被矛盾的心情支配着，我没有到机场去接他。我有点怕，我怕寂寞的情感。 　　晚上，他的电话来了。他说：“你生病吗？”我说：“我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机场来接我呢？”我没有话好说了。他说：“我的车子马上来接你，我想见你。”没有等我回话，他的电话已经挂上了。我住的地方离开他的住所，大概也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然而在我看来竟是一刻如年，心中巴不得车子开快一点。入室，他起立相迎，两人握手，未通片语，但觉魂飞魄荡，不复更有此身，四目相凝，恍如隔世，一缕情丝，从此无法解脱了。 　　静夜里，灯影下，我们计划着婚期。那时我的父亲和继母刚自美国归来，他们当初不赞成我们的婚事。可是后来经过陈将军的一番表白，他们也无异议，只有一个条件，他们要带我到杭州的西子湖畔静思数天，归沪后再作决定。 　　正是冬初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我对着山光水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离绪，尽是相思。三日后，陈将军来电促归，匆匆就道，抵沪之日，距圣诞节只二周，作嫁衣裳未剪裁，而我们已把婚期定于12月21日举行，那是1947年。 　　在上海静安寺路有一家法国人开的服装店，名为“绿屋夫人”，我在那儿订制过几套晚装。圣诞前两周，我到“绿屋夫人”那儿去做一套新娘服装，老板娘寻根问底地要知道我和谁结婚，并说若我不告诉她，她无法为我把那袭嫁衣在12月20日前做好，于是我只好据实告诉她，我将与陈纳德将军结婚。 　　“噢，他原籍也是法国人。”老板娘兴奋得不得了，量身段时几次用针刺痛了我的皮肤，若说她是第一个预知我与陈纳德将军婚事的人，也不算言过其实。 　　新婚之日，外子订了一个以千朵玫瑰做的花钟，象征着挚爱的永恒。当他把一枚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时，我的手有点发抖。溢满的幸福，常使我有点恐惧，为的是怕乐极生悲。 　　我们的婚礼在上海虹桥路华美村举行，除了证婚的基督教牧师以外，有我的双亲，做女傧相的姐姐，做男傧相的詹德尔医生，叶公超，美国驻沪领事，空运队的副经理魏劳尔夫妇，陈将军的秘书长舒伯炎夫妇，霍德华系报纸的远东代表方士华夫妇，泰莱夫妇等。茶会后，九时晚餐，酒醒人散，寒意正深，围炉并坐，情深如许。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得永恒相守，不羡天上神仙矣。 　　我们初婚时，卜居虹桥路华美村。该处境地清幽，无市声之扰，屋后有园地，植瓜蔬，种花果。三春花放，九月蝉鸣，自有一番幽趣。我们常在清晨起来，到楼东看日出；晚间无事，在月影下散步；有时邀二三密友到家里玩玩纸牌，听听音乐，逸兴横飞。 　　还记得初婚后的圣诞早晨，我和外子一同到外滩的办公室上班，记得那天连开电梯的工友也放了假，于是我们一口气跑上七层楼。办公室内寂寞无人，只有他和我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相对大笑。我煮好了浓咖啡，陪他工作了一个上午。从此我们为他的办公厅取名七重天，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 　　外子虽勤俭，但生性豪爽，一点也不吝啬。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政府明令所有市民一律要把黄金美钞送到银行去换金圆券，外子那时不但以身做则，每一个月领到薪水即着秘书把美钞换作金圆券，存入银行，他还劝所有外籍职员一律服从政府命令——自大陆来的人一定还没有忘记金圆券的风波。 　　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一曲雄壮的军乐，月亮是一首诗意的短曲；太阳高高地照遍大地，月亮静静地影满人间，这是西方的美与东方的美不同之点。然而，我们既爱太阳，也爱月亮。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仅是被一道围墙所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走出围墙以外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婚后，我们有两个女孩子，大小只相差一岁多一点。外子对于孩子无尽的钟爱，他曾对我说：“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孩子将代我来做你的好伴侣……” 　　1958年，外子陈纳德将军因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连市。我们婚后不过十度寒暑，生活有说不完的使人落泪的使人快意的回忆，只恨春光短暂，曾几何时，春残，月落，人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