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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囚徒

1988 年第 11 期 · 人物 · 褚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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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10月7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宁夏首届技术交易会在银川展览馆隆重开幕。3000多名代表中最后一个获准参加交易会的“特殊代表”是一名剃了光头的罪犯。他正在一名警察的押送下慢慢走向交易大厅。   他叫任惠民。时年20有4,身高1米76。当他移动戴罪之身,迎着滚动的鼓乐飞扬的彩旗,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骚动,议论蜂起,几千双惊奇而警惕的目光一齐射向他。任惠民是来展销他的发明的,没想到首先展览的竟是他本人!他在牢房的一隅曾千百次地向往自由,而今置身自由的天地,却又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凄惶……   任惠民被带到展览馆二楼的宁夏发明专利服务中心的展室,他的三项发明之一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就摆在这儿待价而沽。是时,宁夏电视台转播卫星电视信号的差转机尚未启用,中央电视二台的节目对于宁夏的电视观众来说,就像卫星一样遥远。突然,任惠民用手指在他那套设备的一个开启键上轻轻一按,中央电视二台的节目便蓦然出现在他眼前的电视屏幕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专家围着这个凝聚着天才和智慧的发明物发出南腔北调的赞叹。他们以往见到的卫星电视播放装置都是由卫星站和差转机两套庞大的设备组合而成,耗资几十万元。而眼前这个尤物将两套设备融为一体后,一只手就能提起来。造价不足万元,电视信号覆盖面积却可达十几平方公里。一城一镇、一村一寨,特别是一些电视网覆盖不到的边远山区,有此一台,即可以直接收看卫星电视节目,又可以自办电视节目或看闭路电视。电子界的行家们忘记了他是一名犯人,纷纷走过来和他握手表示祝贺。   任惠民被那一张张陌生而热情的脸感动了。他幸福而又痛苦,自豪却又羞愧。他低下了头,浓眉下闪烁着点点泪光。   他不幸啊!   一   两岁时,生父因经济问题进了监狱。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改嫁。1979年他在银川一中读高二时,刑满出狱的生父为争夺他而和母亲发生一场场激战,闹到拔刀相见的地步。18岁的任惠民厌倦了这个家,竟辍学出走,成为社会上一名父母双全的孤儿。   任惠民是不幸的。任惠民最大的不幸是爱上了无线电。他上初一时就为老师修半导体收音机,初二时把家里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拆掉改装成信号发生器,夜晚躺在被窝里通过耳机与隔着两排房子的小朋友对话。浪迹社会后,失去了父母的依靠,生活没有了着落,这反而激起了他自立奋进的决心。他拿出全部家当:一把螺丝刀,一把尖嘴钳,一把电烙铁,在街头修理无线电糊口。国产的电视机他会修,进口的电视机也会修。录相机在银川一露面,他就会修录相机。宁夏电视台有部机器请了多少高手都没有修好,他去了,手到病除,令记者编辑们惊异不已。他渐渐在银川出了名。不久,宁夏科协器材服务部、宁夏微波站均慕名聘请他常年修理音响设备。但他不甘心当一名专为糊口的修理工,他立志拚着命也要在无线电研究方面干一番事业。   然而,一位个体青年要从事科研谈何容易!首先,搞科研需要钱,任惠民来到银川市老城的一家银行要求贷款。接待他的一个妇女得知他一无户口──户口被卡在母亲手里──二无工作单位时,板着脸将他轰出门外。他又去找生父借钱,这位口口声声疼他爱他,为争夺他而和前妻对簿公庭的为人父者,一听说儿子借钱搞科研,竟然拍桌大怒,表示不认他这个儿子了。无奈,任惠民只得带着搞科研的梦想,继续干着修理无线电的营生。后来,他通过关系在银川新城弄到一间房子。前来找他修理电视机的一个熟人听说他和宁夏科协器材服务部、电视台、微波站的人过从甚密,就给了他3510元钱,请他到这些单位代买彩色电视机。任惠民手里攥着这笔钱,搞科研的欲火又从心底燃起,令他热血沸腾,不能自己。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搞出成果来。“卖了专利再还!”他一咬牙,拿了这笔钱来到商店,购买了无线电元件和实验仪器,将那间房子布置成一个实验室,自名为“3510电子工程设计实验室”,开始了给他带来一系列不幸的个体科研生涯。   他整天把自己反锁在那个阴暗的斗室里,日夜苦读国内外有关资料,自学物理学、光学、化学、电磁学和数学、集成、高低频、超声波、红外线、微波多普勒电路等电子技术学科的各种科学书籍。并在无正规设备和精密仪器的情况下,凭着手里仅有的一点破旧元件,对无线电广播发射、遥控遥测、光控声控、卫星地面接收等作了大量实验,为此借下了大量的债款。他买实验材料不惜千金一掷,自己却舍不得乱花一毛钱。他不抽烟,不喝酒,搞起实验来常常几天几夜不出房门,渴了喝口冷水,饿了和点面糊糊在煤油炉上摊个饼子果腹。人,一天天地瘦了。   斗转星移,韶华暗换,“3510电子工程设计实验室”门前的沙枣花开了五遍。任惠民成功地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实验:使报废的显像管死而复活,重新装机使用;发现了能从黑白电视机上看到彩色图像的途径;研制出能使彩色电视荧光屏显示出立体画面的立体电视装置。令人惋惜的是这些意义重大的实验,因缺少资金无法扩大实验和请人鉴定,被迫半途而废。他的心血也因此迟迟变不成急需还债的钱,只得四方举债。后来,债台高筑,达一万多元。第一批债主前来叩门,他拆东墙补西墙,勉强应付;第二批债主接踵而至,他只得请求宽限。后来,讨债的人不耐烦了,在路上截他,在家门口堵他,指着鼻子骂他,逼得他几次扑通一声朝债主们跪下:“叔叔婶婶们,我能成功,我能还债,我付你们的利息,我不骗你们,我能成功……”债主们望望他那满屋的实验仪器,又望望长跪地下眼泪汪汪恳求的样子,心也就软了几分,终于一个个懊丧地走了。   1985年6月28日的太阳是为任惠民升起的。这一天,北京地质仪器厂下属器件厂以1.5万元的转让费买下了任惠民研制的“60英寸大屏幕彩色投影电视”技术。合同规定,完成样机后他便可以得到转让费的一半。任惠民绝处逢生,“我能还债了!我能还债了!”他高兴得扇自己的耳光。可惜,正当他在北京兴致勃勃地赶制样机的时候,银川的债权人告发了,一副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的双手。银川市新城区法院判他犯诈骗罪,9年徒刑。他曾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187页洋洋两万言的小本儿,上面详细记载了一笔笔共一万多元借款从借到支出的过程,借时向每位借主留下自己的住址,说明自己不是诈骗,相信自己科研能成功,相信自己有偿还能力。但任他怎么申辩也无用。他曾盼望着呕心沥血的科研能给他带来人的尊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谁想到正当青春年华,壮志未酬,等待他的竟是9年铁窗!   二   任惠民入监后便被投进宁夏惠农劳改农场二站的“从严队”。坐牢没人逼债,倒是清闲。闲则闲矣,整整搞了5年的科研却付之东流了。一想到科研,任惠民的拚劲又上来了。他立刻挥笔给二站领导写信,陈述其被捕前如何从事个体科研,如何希望在狱中继续未竟的事业。   负责管教工作的二站教导员雷玺禄看到那张破纸片后笑道:“这小子是个诈骗犯,是不是又要在我的头上搞诈骗?好大的狗胆?”说是说,他还是叫人抱了一台跑遍银川都修不好的坏电视机给任惠民试试。任惠民三拧两敲,不出半个小时,电视机就出现了清晰的声音和图象。雷玺禄这才眼珠瞪得老大,转怒为喜:“这鬼东西有两下子!”当下派了一辆车专程到银川把任惠民的实验设备全部拉来,并批准在犯人教学楼的楼梯口辟出一间小屋,给任惠民当实验室。在高墙内这个小小的三维空间里,任惠民又重操旧业了。   开始,农场的干部职工知道任惠民会修电视机,都把出了毛病的电视机拿来让他修。后来,没有电视天线的又让他制作天线,有天线的把天线卸下来让他改制。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太大了。再说,这地方离银川太远,连宁夏电视台的节目都接收不清楚,天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任惠民决心为这儿的居民研制一种能够直接收看卫星转播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   犯人搞科研谈何容易!监狱内连一圈缠线头用的黑胶布都找不到,其他器材的奇缺就不难想象了。他只好从监狱垃圾堆里捡来一大堆犯人扔的罐头瓶,用来装电子元件。高频信号源装在肥皂盒里,动敏传感器装在刮胡刀盒里,避雷装置珍贵,就放在吃饭用的钢精锅里。   任惠民尝到了监狱搞科研的艰辛,也感到了在社会上感觉不到的温暖。他身边有管教干部伸出的一双双援手。他的实验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这个森严的监狱里第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领导的尊重。农场为他买了100多元的电子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管教科的干部把为他代买电子元件作为出差任务。这些常年和犯人打交道的人学会了在氧化铜中识别真金。他们从任惠民的黑色囚服里,看到了充沛的知识和才华。   那位起初骂娘之后又赞扬的雷教导更有惜才之心。他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任惠民大开绿灯,不让任惠民参加劳动,以保证搞科研的时间;按规定监舍晚十点必须一律熄灯,他宣布任惠民房子的灯可以彻夜长明。任惠民因是犯人,不能越雷池半步。监门咫尺天涯,一切户外实验均由雷玺禄代步。任惠民需要测量开闭路电视传送设备远距离发射效果,雷玺禄就举着任惠民自制的移动式电视信号场强仪,扭动着身躯汗流满面地跑到两里外的骆驼岭上。晚上,任惠民需要收测电视视频信号传输质量,雷玺禄就走东家串西家,从一个电视机前跑到另一个电视机前,用监视犯人的步话机向他报告传输质量的直观效果。雷玺禄为了给任惠民买一片做光学电路实验用的光学镜,曾经跑遍了石嘴山、银川两市的所有商店……以致引得犯人们嫉妒不已。   三   任惠民在展览馆二楼的墙角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啊!那是感激之泪。他感激宁夏发明专利服务中心的石昭元、罗永前两位大姐,是她们使他得以站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在监狱里,每当夜阑更深,一种难言的孤独与苦闷也会时时向他袭来。与他同牢的犯人每月都能受到亲人的接见,而他入狱两年,家里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在这举目无亲的牢房里,他想养育他的母亲,想赢弱的小妹,也想那个不借给他钱的父亲。世界上最怪的莫过于人。以前,他恨父亲绝情,现在,连这点残缺不全的父子情也显得分外珍贵了。正当任惠民在感情的沙漠里吞噬孤独的泪水的时候,一位名叫罗永前的大姐出现在他的眼前。罗永前听说惠农劳改农场的一名犯人搞出了发明,立刻驱车前来,成为专程来监狱看望任惠民的第一个人。她首先肯定了任惠民的科研成果,并给这个孤独的犯人带来母亲般的温暖与鼓励,给他送来了水果、点心,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任惠民缧绁加身,无权申请专利,罗永前冒着风险充当他的专利申请代理人。任惠民身无分文,交不起50元的专利申请费,罗永前就掏出钱包为他垫上。为了给任惠民申请一张出席技术交易会的代表证,专利中心的另一位大姐石昭元四面烧香,八方磕头,到处奔走、呼号,才算勉强获准。但保卫处提出一条严格要求:劳改队必须派人严加看押,以防脱逃和确保首长的安全……   任惠民站在那个指定的展台后边,扬手挥干了泪水,这才发现眼前站着一个1米85的大汉。“我是宁光电工厂厂长王荣安,你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发明专利我厂买下了!”大汉说罢,向任惠民伸出了右手。任惠民双手攥住那只手,一股强烈的电流通遍全身,数不清的梦想、期待、汗水、泪水、委屈、羞辱、兴奋,统统凝聚在这紧紧一握的瞬间!任惠民啊任惠民,你终于成功了!寒窗加铁窗,五年复三年,你的发明被人民接受了!招致你入狱的债可以用专利款齐数偿还了!你这不幸的幸运儿,还有什么话说?   任惠民又回到监牢里。即使他还清了债,但刑期未满,他还得服刑。铁窗外正是秋天。他伫望着那蓝天上一朵朵飘浮的白云,穿云南飞的大雁常常把他的视线牵向天边。他总是想,当大雁再飞回来的时候,那该是春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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