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爱情公约
1986 年第 9 期
· 生活之友
· 毛建一
“婚姻誓约书”
1915年10月25日下午。日本东京。两位年龄相差27岁的中国男女正在日本人梅屋庄吉家举行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婚礼，少数知友正频频向他俩致贺。新娘端庄高雅，俊美聪慧，脸庞上透出一股灵秀和不凡的气质。她昨天刚从上海冒着与家庭决裂的危险和顶着反动势力的嘲讽而毅然东渡返日，来举行婚礼。她，就是宋庆龄。
前年，她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回国途中到日本来探望与孙中山一起流亡的父母。这期间，她与孙中山接触很多。童年时期的她就对孙中山很仰慕，现在她从心里敬重孙中山。于是自告奋勇接替姐姐宋霭龄，承担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患难中，他们默默相爱了。年近半百的孙中山要她慎重考虑，并征求父母意见，但宋庆龄坚决表示：个人婚姻我自己做主，我早想同您在一起，献身革命，为民众的解放服务。
今天，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上午他俩一早就愉快地去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不渝，他俩别出心裁地签订了一个“婚姻誓约书”。誓约书全文如下：
此次孙中山与宋庆琳（原文是该字）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言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婚后，宋庆龄与宋氏家族其他成员分道扬镳，甘心情愿地为常处于孤立、亡命中的孙中山担负繁重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两位革命伴侣信守誓约，相依为命，共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婚姻誓约书”也被传为佳话。
新婚约法三章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原有一门娃娃亲，对方是他的表妹，但表妹因他家境不好而一直看不起他。1941年，田中失恋了。正在此时，他当经理的东京土木建筑公司办事处的房东独生女儿花子闯进了他的生活，花子比田中大6岁，离过婚，身边还有一个9岁的女孩，也没有吸引男人的花容月貌。但是花子待人和善，手脚勤快。她看到田中独身生活邋邋遢遢的，总是热心照顾。对此，田中很满意。于是两人心心相印了。1942年3月3日桃花节那天，他们毫无声张地结婚了。新婚之夜，花子突然向田中提出三条约法：
一、不准休妻。
二、不准打人。
三、有朝一日田中升官发财，也必须与花子白头偕老。
花子自己也向田中起誓，只要田中信守这三条，其它任何苦她都能忍耐。当时日本社会是以男子为主，比人矮一头的花子这样提出三条，已是女子对男子最高的要求了。田中听了，只好苦笑着点头答应了，心想，花子的心计确实高我一筹。
后来，田中对这三条始终信守不渝。战后，田中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并于1972~1974年荣任日本首相，后因发生洛克希德事件而被迫下台。在这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中，两人都相爱如初。田中不仅忠贞于花子，且待花子前夫之女也很不错，尽到了继父的责任。
夫妻条约
列宁在婚后曾多次向别人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恋爱史，其中有两段话十分幽默：
“那时，我们不能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问题，而只能以各种聚会的形式来掩护。记得那一天，我们吃春饼，我认识了娜佳（即克鲁普斯卡娅）。确切地说，我爱上了她，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我吃第四张春饼的时候爱上的……”
“到了流放地后，我心里特别想她。有一段时间想得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先是大骂了一顿‘民粹派’，在信的结尾，我写上了又及：请你做我的妻子好吗？信寄出去后，我天天盼着回信，有一天终于盼来了，她在信中也大骂一顿‘民粹派’”，最后写道，有什么办法呢，就做你的妻子吧。
随后，克鲁普斯卡娅不远万里，来到茫茫的西伯利亚，在阴云笼罩的流放地与列宁举行了婚礼。
自此，两位革命伴侣互敬互爱，同心同德地在极端艰苦环境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着。他们认为，为了革命事业，也应该正确处理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互相信任。夫妻间如果没有最大的信任，共同生活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们互相订了一个爱情公约：
一：互不盘问对方。
二、相互有了意见，决不隐瞒。
此后他俩谁都没有违反对这个条约。
吵架之后的爱情公约
我国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结婚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与夫人老是合不来，常为小事闹矛盾，有时甚至争吵起来。后来许地山与夫人协商订了一个爱情公约，其中包括下列内容：
——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让。
——如意见不合，在大声说话各人离开一会。
——各以诚相待。
——假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一方不快时，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从此后，他们都按“约”办事，互相遵守，彼此间相处得十分融洽，感情的裂缝完全修补好了，而且你敬我爱，使许地山创作上不断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