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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字是从《赵树理传》第六章中选出来的。讲的是《小二黑结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怎样从生活的土壤中“破土而出”；人民作家赵树理又怎样使他的作品一下子就钻到了群众中去。 　　 从生活中孕育的《小二黑结婚》 　　1943年4月，日寇“扫荡”，文化机关分散到山里。赵树理随调查研究室住到辽县(左权县）政府驻地的村子里，有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赵树理和他拉闲话，他说他是来县政府告状，说有人把他侄儿打死了。 　　他侄儿名叫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有一天下午，村干部叫岳冬至去开会，整夜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发现牛圈门朝外插着，一看不是自己插的，就开开到里面去看，他侄儿吊在梁上死了。牛圈低，吊的人半条腿还跪在牛粪里，这绝不会是自己吊死的。问村干部，都说开完会就回去了，不知道他死在牛圈里。 　　赵树理问他，平时谁跟他有仇？这个老汉又说了这么一段情况：我村里的干部都是青年，大家都好到一个俊闺女那里去耍。她叫智英祥，原是河南武安县人，因为她家离敌人据点很近，就搬进山里来住，她的母亲入了“三教圣道会”，男女不同居，她的父亲便在外面流浪着。有一天智英祥的母亲回武安县去，碰到走关东的一个商人，年纪都四十多了，图人家有钱，就把智英祥许给人家了。这人送的彩礼很贵重很多，智英样说死说活不愿意，跟她母亲吵着说：“谁拿了人家的东西，谁就跟人家去”。 　　智英祥还有两个哥哥，都厌烦他妈信那神神道道，每逢敬神花钱，也和他妈经常吵吵闹闹。加上智英祥死不从这门亲事，她拿着彩礼没法处置，一气之下在去年上吊死了。老婆子死了，父亲还是不回家，两个哥哥尽顾在地里忙活，智英祥白天在家独自一人，便造成了进行自由恋爱的好环境。 　　岳冬至，19岁，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俊俏后生，家里父亲已收养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为这，也成天跟他父亲闹气。岳冬至和智英祥两人情投意合，便恋爱上了。 　　这村的村长是富农的孩子，村里独一无二的高小毕业生，不过早已成家了。他有事没事也好往智英祥那里跑，智英祥不搭理他。他就恨上岳冬至，常找岔子。村里的青救会秘书和村长一样，也好到智英祥家去，照样碰钉子。这青救会秘书的老婆，是妇救会秘书，不愿叫自己的男人到智英祥家去，也常好找智英祥的岔子。还有两个村干部对智英祥倒没啥邪念，却跟村长是亲戚，愿帮村长的忙，他们就联合起来欺侮岳冬至、智英祥。 　　老汉把这情况说了之后，赵树理就帮老汉到县政府打听受理案件后办案的情况，还亲自到村调查过一次。经过县政府几次的侦察审讯，岳冬至的死因终于弄明白了，而且已经决定依法惩办杀人凶手。 　　原来，就是这几个村干部暗地开了个斗争会，硬说岳冬至身为民兵小队长搞腐化，是犯了法，要立保不再跟智英祥来往。岳冬至顶住不认有错，说自己跟智英祥恋爱是正当的合法行为。斗到半夜，岳冬至一直不改口，就动手打，本来是想以“武力征服”，谁知竟给打死了。他们急忙想了个办法，把他吊到他家的牛圈房里。他们当时慌里慌张，事办得也就傻，人吊得没离了地，还又把门朝外插上，谁看了也能断定，这绝不是自杀。 　　案子了结后，赵树理又去村里调查了一番。人们的反映是岳冬至和智英祥“伤风败俗”，教训一顿是可以的，只是不该打死，连两家的家人也是这样的调门。 　　对于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浓厚的封建思想，赵树理不但不惊讶，相反，他以为还不够强烈、典型。抗战四年了，根据地各村也建立了民主政权，但不少老实的农民一来对新政权摸不清底子，二来还不相信八路军真的能“坐稳天下”，一些地、富、流氓分子就乘机假装积极，常常哄骗了我们一些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把这些人当成真积极分子，提拔成村干部。赵树理在一些村就看得明明白白，他们蛮横霸道，和旧乡绅、旧政权的作法一模一样，名义上说的是我们的话，行动上办的是地主、恶霸的事。人民还没有真正掌握了政权，所以人民仍然没有得到解放。岳冬至的父亲，虽然也力主父母主婚，维护封建礼教，但比起他自己的父亲来，可就差远了。讲命相，掐八字，论黄道黑道，谈阴阳八卦，那是完整的一套。至于智英祥的母亲信教，还只和他舅舅一样，是修善哩，有些神婆子，装神弄鬼，勾引一些男子，图一些不正当的享乐，他更见得不稀罕。他住的村里就有这么个神婆子，也有个闺女，她整日妖里怪气和男人们不正经，还装扮大神吓唬闺女，不让和一个青年搞恋爱。他还有个本家婶婶，叔叔死了，她招来个女婿是个老实疙瘩，光知道爬在地里死受。这位婶婶年纪不小了，可是个“老来俏”，每天还穿红戴绿，搽胭抹粉，“团结”了一帮小青年，围着她转。等等，等等。赵树理脑子就像个发面缸，各种人都在这里掺和着起酵，慢慢捏成一个个整人：二诸葛、三仙姑、恶霸金旺、小芹、二黑都一一活动起来。但是，就让二黑和小芹和岳冬至、智英祥似的演成悲剧吗？那太悲惨了，他不忍心。在旧社会不能不是那下场，新社会，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领导群众闹革命，一向主张婚姻自主，而且刚刚颁发了《妨害婚姻治罪法》，自由恋爱的青年不正是得到支持，有了出路了吗？现实中尽管事例还不多，但在人民政府、革命干部的支持下，也有的农村青年享受到了自由结婚的幸福。这问题就应该这样解决：是喜剧，不是悲剧，是大团圆，不是生离死别。应该鼓舞青年反封建的勇气，树立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胜利的信念。于是，他在五月间写出了《小二黑结婚》的初稿，送交杨献珍，杨献珍提了些意见，他又作了修改加工，再次送给杨献珍，杨献珍很欣赏这篇作品。 　　小说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呢？赵树理以为有，就是在当时没有发现村长的父亲是那地方原来的统治者，叫他孩子当村长是个名义，实权还在他手，跟其他的地主政权差不多。不过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了解了这一点，如果了解早的话，他自己说全盘的布置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了。这意思指的大概是要更深刻揭露地主阶级在背后操纵人民政权的阴谋诡计，以教育干部和群众吧？那么，这在《李有才板话》中，我们便可领略到他这种用心了。 　　 彭总是《小二黑结婚》的助生人 　　上面说到，杨献珍看了《小二黑结婚》很满意，他便推荐给北方局妇救会的负责人浦安修；浦正考虑要编一些宣传婚姻自主的材料，一看也很欣赏，就拿给彭总看。彭总看了，认为写得好，可以印出。这年夏天，新华日报社为精简机构，便于转移，将人员和机器分出一部分成立了新华书店——书店不单卖书，主要任务是出书。就叫交新华书店出版。新华书店接受了稿子，却迟迟不给出版，一些文化界领导人认为这是种庸俗化的小故事，不值得出版；有的则认为当前的大事是抗日，不高歌伟大的抗日战争，却谈些儿女婚姻琐事，也没什么出版价值——而且纸张多困难，能出这！赵树理到书店追问了几次，三个月过去了，仍不给出，便拿回稿子交给杨献珍，杨献珍又把稿子交到彭总手里，彭总当即提笔题词曰：“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落了款，给杨献珍让交新华书店，书店这才不得不赶忙印出来。这是1943年9月间的事，赵树理时年37岁。 　　（《小二黑结婚》一出版，很快轰动了整个太行山，它一下就钻到群众中间去了。第一版连续印了两万册，还是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以后陆续印到四万册左右。群众中特别是青年们争读《小二黑结婚》，在地头、炕头、饭场上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念《小二黑结婚》或说《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结婚》纸都磨破了，还在一些年轻人口袋里随身带着。其他解放区，像山东、淮北、晋绥、冀中也纷纷出版。不久，太行区的许多农村剧团，如武乡剧团、襄垣剧团等又把小说改编成秧歌剧搬上舞台，演到那里群众拥到那里，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戏剧热潮。在太行山也可说是掀起了一股“《小二黑结婚》热”吧。从现代文学史来看，又有哪一部作品获得农民群众这样广泛的欢迎呢？再从现代出版史来看，新文学作品固然有不少堪称杰作的作品，但一版印到两三千册就算不得了，而《小二黑结婚》却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可不可以说，是文艺书籍出版史上的破天荒？然而，我们的文艺、出版界反映怎样？除了在《华北文化》工作的苗培时在《华北文化》上发表了《写了大众生活的文艺》给予热情的赞扬和支持而外，只是冷眼相对，只是背后叽叽喳喳的讥笑。不过也有写出文章的，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就有一篇文章，批评《小二黑结婚》，说，当前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故事没什么意义。且不说《小二黑结婚》是不是单单写了个男女恋爱故事，抗日战争就光说个打日本鬼子就行了，就说写的是男女恋爱吧，怎么就没什么意义了呢？不少青年说“前面有小二黑、小芹打头，我们在后面跟着，胆子就大啦！”他们敢起来反千年的封建古规了，争得婚姻自由，抗日热情极高，不少人成了村里各项抗日工作的带头人，有些结婚以后又双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最前线。一句话，《小二黑结婚》活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里，成了他们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一件很好使的快斧头，魔魔道道的女人谁也怕人叫她“三仙姑”，讲命相，论八字的都怕自己和“二诸葛”挂了勾，为非作歹的恶霸，光怕落个金旺的下场，而青年们都在争作二黑和小芹。这不叫“意义”，一部文学作品还要什么意义! 　　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