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先得声明，本篇的题旨并非我的发明创造，是一位名叫姚蜀平的管理科学研究者提出的。他在美国考察了一年多科学管理，研究了一批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成功之路，发现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接受了美国的观念——承认“隐私权”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美国人尊重‘隐私权’，人们习惯于不多干预他人，崇尚个人独立的精神。这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无聊的争斗中被伤害的可能性。”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最渴望集中精力，避免那些无聊和无谓的消耗。华裔学者在尊重“隐私权”的美国，就可能摒弃中国传统的恶习和观念，把所有的智力和精力用于事业，从而获得成功。 　　他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和家长制，“隐私权”的概念是从来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与意志要受周围无数有关或无关、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其个性和活力就难以发展。而每个人对周围过多的关注与干预，就形成了滋生谗言和嫉妒的温床。更糟糕的是，这种对他人的窥探与干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极易产生矛盾、猜疑和无谓的争斗，最后往往是致力于事业者受伤害，而无才无德却有精力厮拼者却从中获利。 　　这真是震聋发聩的声音。这就是一些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人，一旦出国工作就能迅速创造奇迹的奥秘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至今仍在释放着“余热”，至今仍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这叫做意识落后于存在，社会制度已经跃进到社会主义，而人们的意识中还保留着浓重的封建文化观念。 　　封建文化把两性关系过于神秘化了，以至孔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几千年来一直成为我们国人的“最高指示”。太远的且不说，鲁迅在1921年塑造的典型阿Q，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就十分警惕，他的逻辑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而阿Q的这种思维逻辑，在当时在现代，都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1943年，赵树理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小二黑结婚》。其中说到小二黑和小芹在大窑里商量结婚的事，被“操了好几天心”的兴旺一伙盯住了，把他们俩捆起来，声称“捉奸要双”、“拿双拿双！”兴旺的逻辑是与阿Q一脉相承的——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而且为了“捉双”，盯梢盯了“好几天”，可见对于揭露别人的“隐私”的兴趣之大。 　　可悲的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不仅在小说、电影中，更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还戴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镜来窥探他人。不仅窥探成年男女，而且窥探少年儿童。上海某中学初一的五个女学生被积水一米深的马路所阻，无法回家，同班的五个男同学正好路过，他们学雷锋的样，把女同学背过了积水地段。从此，这十个同学被班上其他同学视为异端，受到孤立。更糟的是，班上的老师要这五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交代是否与五个男同学乱搞男女关系。这五个初一女学生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抱头痛哭一场之后，留下遗书集体自杀（后被发现而制止）。 　　几乎在每一个单位，总有一些人对于男女之间的“隐私”的浓烈兴趣超过了一切，包括超过了工作和事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事业）。他们以打听和传播这类“隐私”新闻为人生之极大乐事，热衷于跟踪、盯梢，其兴趣不知比抓小偷、救火、救人高出多少倍。其实，他们所掌握与传播的男女秘闻大多是捕风捉影，一男一女同车回家，或同看一场电影，或同去百货商场，或同加班搞科研，或坐在一起交换意见，这些现象经过他们口腔的“创作”和头脑的“合理想象”都可以变成耸人听闻的“桃色新闻”。 　　这种“桃色新闻”不胫而走，往往造成夫妻猜忌、恋人分手，尤其使单身女子或寡妇苦恼万分，有的痛不欲生。但是，这些受害者还要强忍痛苦，向一切可能听到此类传闻者解释、表白，而所得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无风不起浪”。“此地无银三百两”。试想，在这种环境里，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怎样开展他的事业？ 　　这种对他人“隐私”的阿Q式的窥探和干预，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吧！去除这种国民性，我们要大讲共产主义理想，要不断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同时也不妨引进一点西方思想：一是要承认个人的“隐私权”；二要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谁若象特务一样老是窥探别人的私生活，谁就应受到舆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