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在退休的头几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始终愤懑不已，尽管已届高龄，但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在最近十一年里拼命工作，犹胜以往——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都长达十五小时，他访问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走遍了全国各地，过问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现在，他就像一个骑手，一下子从飞奔的马背上摔了下来。他心烦意乱，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他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一坐就是几小时，眼中常常噙满泪水。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莫斯科的一所学校念书，校长出于好奇曾问他：“最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干什么？”孩子答道：“爷爷在哭。” 　　然而赫鲁晓夫性格开朗，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他的精神逐渐恢复，重新开始阅读报刊杂志。他记录了他免职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过他没有对任何人评论过这些变化，即使对家人和挚友也从不提及，他对党仍然忠心耿耿。 　　1965年初，他和全家被要求搬出他们居住的政府别墅——一栋面积宠大，但式样笨拙的房子，过去曾经属于莫洛托夫——另外指派给他们一处朴素得多的住宅。对赫鲁晓夫来说，新住宅有一个得天独厚之处：它有一小块土地。 　　住所周围耸立着高高的围墙。一个小组担负起了保卫前总理的任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尽管只要赫鲁晓夫外出散步他们总是紧紧跟随，但他们从不干涉他家庭成员的活动，一般来说，他们的存在并不惹人注目。 　　赫鲁晓夫的退休金是每月400卢布，从他前不久还在担任的职务来说，这过于寒酸。但他仍然保留着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和领取特别供给的权利，一辆旧式轿车供他专用；出于某种原因，这部车子用的是私人牌号。他在莫斯科还有一处公寓，不过他并不喜欢那套公寓，尽管他常常要去莫斯科，却很少呆在那里。 　　他去首都是为了公务；但后来他不再像退休生活头两年那样深居简出，常常为了娱乐去莫斯科。有时他和妻子在莫斯科市内散步，并开始去听音乐会、看戏。现在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所以这位前总理开始进行大量的阅读。赫鲁晓夫发现当时出版的许多回忆录尤其引人入胜。差不多所有曾经在政府和军队里担任过要职的人——其中许多人现在仍在位——都在撰写他们的经历。对这些回忆录，赫鲁晓夫有的加以赞赏，有的则竭力抨击。例如，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元帅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大为恼火，尽管赫鲁晓夫与朱可夫在战前战后曾多次合作，但朱可夫毫不提及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库尔斯克会战中的会见，也毫不提及赫鲁晓夫在解放基辅中的作用，这位前总理只被提到两次：朱可夫写道，他到写有一次“曾认为有义务去会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他发现这位书记的态度“很友好”，基辅解放时，他又去拜访赫鲁晓夫，“知道此人永远会给你以热情款待”。其他回忆录差不多也是这样谨小慎微，而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写到和斯大林的会见与谈话时却一点都不含糊其词。 　　赫鲁晓夫越来越坚信不疑：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应该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但他又害怕写作——他过去一直是口授由别人记录成文。最后，他要求给他配一名速记员，中央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赫鲁晓夫开始用一台录音机来口授他的回忆录，口授的内容尚属草稿，仅仅是些前后不连贯的记录和模模糊糊的思想。他计划以后再进行打印和整理，这是一项抱负不凡的事业，每天赫鲁晓夫都要在上面花去好几小时。 　　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逃往西方深深地伤害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与她相识很久，斯维特兰娜与斯大林的儿子华西里不同，公开支持“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赫鲁晓夫说：“她不会逃离苏联，你们不知道她多么忠于共产主义，这肯定是谎言。”然而“美国之音”的广播证实了这条消息，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赫鲁晓夫连听到她的名字都会觉得无法忍受。 　　赫鲁晓夫对国际上的各种危机也相当了解。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赫鲁晓夫十分震惊。他说：“他们本来肯定能够找到其他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赫鲁晓夫经常称赞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亚诺什·卡达尔。1956年，赫鲁晓夫支持了对他的任命。卡达尔每逢苏联国庆，一如既往地写信问候赫鲁晓夫。使这位前总理忧心忡忡的是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十分关心地注视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波起伏，为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而深感不安。虽然赫鲁晓夫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提起他们总是满怀恶意，但他欢迎1969—1970年期间首先施行的旨在导致中苏缓和的措施。 　　赫鲁晓夫对园艺和果树栽培的兴趣仍然不减当年。从早春到晚秋，每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照看他那一小块土地。他按照天时种植了不同种类的玉米。西红柿是赫鲁晓夫的骄傲和宠物：1967年，他培育了两百株左右的特殊品种的西红柿，结出的果实重达一公斤。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给西红柿浇水。十分不幸的是：一场没有预料到的早霜把大部分西红柿冻死了。这场灾害给老人的打击极大。他的另一大爱好是试验农作物水栽法。他设法搞到一些适用的水管，把这些管子捆扎起来并在上面打了一些孔。在水管里注满了被推荐的各种养料，然后将这些养料与种子一起移植。虽然赫鲁晓夫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但却令他振奋不已，深信农业的未来就在于水栽法。一直到扩大试验规模，发现这种方法根本不经济实用，才放弃初衷。第二年春天，赫鲁晓夫的田园里再也看不到水管了：水栽法已成昨天黄花。 　　1967年，赫鲁晓夫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爆发了他退休后的第一次冲突。当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短片，这部片子显然是由一个经赫鲁晓夫的亲属允许访问过别墅的记者提供的。这部片子使中央委员会很不高兴。他们下令撤换了赫鲁晓夫的卫队——毫无疑问，他们因玩忽职守而将受到严厉申饬——同时指示赫鲁晓夫本人向基里连科（他靠赫鲁晓夫才得以迅速高升）汇报，最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基里连科在会见赫鲁晓夫时愤愤地说：“你日子过得太好了。”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回答道：“那当然，你们可以拿走我的住宅和退休金，我能够凭我这双手走遍全国，人们会给予我需要的一切，假如你一旦一文不名，人们什么都不会给你。” 　　赫鲁晓夫的反抗已不再是出于他的傲慢。随着岁月的流逝，赫鲁晓夫对自己当权时的种种决策的苛求变得越来越严厉。他从未想过要恢复以前的地位——时间越久，他对交出权力的惋惜之情就越淡薄，虽然他的确为过去的某些行为悔恨不已，乐于承认过去的许多错误。 　　赫鲁晓夫虽然丧失了权力，但有些人并不会因此与他疏远。他乡间别墅的客人里有艺术家（赫鲁晓夫曾竭力贬低过其中的一些人）、作家，莫斯科的知识界也与赫鲁晓夫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一件事使赫鲁晓夫特别高兴，那是1969年4月他七十五岁生日之际，绝大多数的外国主要报纸对此都特别注明。那一天，赫鲁晓夫收到了世界各国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发来的贺电，戴高乐总统和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祝他生日愉快。和往常一样，从匈牙利发来一份由亚诺什·卡达尔签署的热情洋溢的电报。出于赫鲁晓夫意料之外的莱恩·卡宾斯基打来的电话，他是列宁的朋友、杰出的共产党员V·卡宾斯基的儿子。莱恩·卡宾斯基当时正在《消息报》编辑部和几位同事回忆赫鲁晓夫持政的岁月。根据卡宾斯基的提议，他们与前总理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仅仅过了一年，1970年夏，赫鲁晓夫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生龙活虎的健康状态。同年秋天，西方出人意料地出版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使他的康复大受影响。 　　至今尚不清楚西方出版商用什么方法搞到赫鲁晓夫未经整理的录音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编出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确凿无疑的是这本书的问世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引起了震惊和恐慌，而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大惑不解。苏联的报纸指控回忆录是伪造的——这是1964年以来报纸上第一次出现赫鲁晓夫的名字——前总理受到了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佩尔谢的召见，谈话颇不愉快。最后以赫鲁晓夫签署一项简短的声明而告终。声明的大意是他从未将他的回忆录交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任何出版商，并谴责说这种出版是非法的。这一声明第二天就见了报。 　　1971年温暖的夏日来临了，又逝去了。赫鲁晓夫在田园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常常在椅子上坐上几个小时。九月初，他去看望女儿拉达和女婿阿朱别依，他们的乡间别墅靠近兹韦兹尼城。在他们的园丁（和他自己的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他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采集蘑菇，但他立刻就感到疲惫不堪。他请园丁到别墅去搬了把折叠椅，在树林里坐下休息，他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直到体力已经恢复能自己回到女儿的别墅，从那里他立刻返回彼得罗夫—达利涅依。他一到家，医生马上就把他送进医院。第二天，1971年9月11日下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与世长辞。 　　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早晨才听说赫鲁晓夫已逝世，《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简短的公告，宣布“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个人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没有刊登死者的简历；也没有报道举行葬礼的时间和地点。 　　然而，有关葬礼的消息却不胫而走。 　　关于赫鲁晓夫的葬礼有不少记录。《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罗伯特·卡泽写道： 　　“克格勃确信在这个天色灰暗，细雨蒙蒙的秋日，没有任何普通公民能接近新处女修道院，只有便衣警察、外国记者、赫鲁晓夫的家眷和几位亲友才允许入内，没有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参加葬礼，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了一只大花圈，已成为荣誉退休者的阿·米高扬也送了花圈。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显然想让他尽可能无声无息地从这世界上最后消失。 　　“但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塞加给葬礼带来了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当打开的灵柩刚刚移放到墓旁，塞加走上墓穴边新挖出来的土垒成的土堆上、开始向人们说道：‘我们只想为这位我们正在安葬，正在为之垂泪的人说几句话，’他停了一下，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我不想来谈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不准备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父亲所做的种种贡献。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历史将会做出评价。 　　“我唯一能够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漠然置之。有人热爱他，有人憎恨他，但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从他身边经过……离开我们的这个人有资格被称之为人。不幸得很，这种真正的人现在太少了……。’ 　　“……一支小乐队奏起悲伤的葬礼进行曲，来宾们走过灵柩。赫鲁晓夫的遗体安放在一块红色的缎子上，他身着白衬衫，黑礼服，系着黑领带，他嘴有些噘起，表情不甚自然，脸色苍白，但他著名的侧影却仍然使人一望而知。因为天在下雨，有人打着雨伞遮住他的头部。 　　“所有的人都走过灵柩后，赫鲁晓夫夫人满眼含泪地将手放在亡夫的前额上，其他家属也都把手放了上去。接着工人们把灵柩盖上盖子，用钉子钉死。站在墓地尽头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红枕头，上面缀着赫鲁晓夫生前获得的二十七枚国家勋章，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勋章。灵柩慢慢地放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