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从怡怡深情，终至分道扬镳，酿成人生一大悲剧—— 　　一 　　鲁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了哥儿仨。自己居长，老二作人，老三建人。也许是那个浸满书香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不甘没落的信念所致，从小先辈们就对鲁迅兄弟寄予了厚望,其中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为甚。 　　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情分自然比旁人也厚，有点什么趣事，常常合着伙的干，很少相瞒。秋天里，桂花飘香，家里人爱在桂树下歇晌，鲁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表演起自编的儿童剧,把大人逗得乐不可支。冬天，家中盛水的大缸里结了一层薄冰，鲁迅敲碎后捞了来分给周作人吃，咬得满嘴爆响。当然，他们也有扫兴的时候。有一次，鲁迅从一张“老鼠成亲”的画中得知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于是与弟弟一咬耳朵，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啥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但对兄长却毫无责备之意。 　　当然，兄弟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性格上自小就属截然相反的两类。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有一次，他们听说新台门王宅的私塾有个叫“矮癞胡”的先生，对学生特别刻毒，凡学生要小解，都须事先请求，得到了“撒尿签”后才可上茅厕，对此，三味书屋的同学都很骇异。然而鲁迅不光是骇异，第二天中午，他便率领“义师”去惩罚，到达后，发现无人，大家便把愤怒一股脑儿地泄向了“撒尿签”上，将它们尽数撅折，还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覆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一场大闹中，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虽动手出力，但绝不打头。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牵涉一场科场案被关进了杭州监狱。父母怕株连孩子，赶忙把他们安插到离城不远的大舅父家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早晨起床，常把席子溺得湿透。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甚至连“乞食的”话儿也吐出了口。鲁迅知道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滋味不好尝也得吞下，但他又不愿让周作人的心灵多受刺伤，于是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周作人年小，居然对这些艰难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学，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养病的父亲突然狂吐起鲜血来。为请名医，家中忍痛卖掉了田产。“名医”最后是请到了，可用的药却格外稀奇古怪，药引更是难找，什么几年的陈仓米，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蟋蟀一对”，旁边还注着小字道：“要原配。”百草园中虽蟋蟀众多，但要捉到“原配夫妻”却也不易。为此，鲁迅把周作人找来，事先商定好见了那“虫夫妇”就一人捉一只，好在兄弟间也配合惯了，费了一点周折后，总算捉到了一对，用棉线缚了送进药罐里。然而，奇草怪药还是没有救得父亲的命，不久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但兄弟间这次在困境下的倾力合作，却深深地铭在了两人的心中，一直到兄弟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稚时代留下的总角深情。 　　二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鲁迅向祖母和母亲磕了一个头，带着行李走了。其时，周作人正在杭州服侍着收监的祖父，未能给大哥送行。到了南京后，鲁迅只能靠鸿雁托书，关心和督促着两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发奋努力，将来成为有用之人。一直到第三年的正月二十五日，鲁迅度完寒假后返校，特意绕道杭州才和周作人匆匆地见了一面。别后，周作人十分伤感，回到屋里伏在香油灯下，以去年春天大哥写给他和周建人的《别诸弟三首》之原韵，和了三首诗寄往南京。不久，鲁迅就回寄了三首新诗，其中一首诗云：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1902年1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恰巧逢上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二十一岁的鲁迅被选中，飘洋过海，去了扶桑。远在东京的鲁迅，更加怀念自己的弟弟们。他给周建人买了许多书，端端正正地写上名字寄去；同时又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邮去了自己的近照，照片背面上写了一溜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周作人收到了鲁迅的相片，轻轻地念着照片后幽默风趣的题词，忍俊不禁之中仿佛又听到了大哥那平静舒缓、兰青官话中带有绍兴方言的声音。 　　转眼到了盛夏。一天，老三周建人独自呆在绍兴家里，忽见一个剪着短发、脚穿高帮皮靴、一身旅行装束的人从家门口走进来，放下背包行李，笑吟吟地看着自己。他定睛细瞧，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大哥呀！”听到大哥回家度暑假的消息，周作人也即刻从南京赶回绍兴。自此，兄弟仨整天泡在一起，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从国家谈到民族，从爱国谈到革命。当两个弟弟听到鲁迅在日本结识了革命党，并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许寿裳、陶成章一起出版了月刊《浙江潮》，欣喜之极，竟然忘记了吃饭睡觉。周作人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像大哥一样，读书毕业后也去日本。周建人也嚷着要走大哥的路，鲁迅一想到家里的老母亲，就好言劝慰三弟，还是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并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这样好不好？”周建人不高兴地回答道：“我不要你们养活。”鲁迅一惊，又问：“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周建人一见大哥动了真情，再想到大哥平时常跟自己说，我们兄弟要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的话，也就不再使性子了。可是，今后即使在乡里读书，也该有个象样的学名啊！鲁迅和周作人商量着给老三改个名字，鲁迅想，自己叫“树人”，取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老二叫“作人”，来自“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现在老三名中也应有“人”字，于是由松寿改为建人。 　　1905年，周作人去北京参加公费留学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同年六月，他和回家遵命完婚的大哥一起来到了日本。起先他在法政大学学日文，后入立教大学学英国文学与日本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等。鲁迅虽列学籍于东京德语学校，重心却开始留意创文学活动的准备上。按他的打算是：第一步要出杂志，第二步，要翻译介绍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周作人也积极参加了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不几年后，周作人开始恋爱了，他相中的是个日本姑娘，叫羽太信子。这对民族歧视很严重的日本来说，一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艳遇，可以说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女孩子长得既白净又俊气。到了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已是瓜熟蒂落，两家商定了日子，打算结婚。为此，周作人又是高兴又是烦恼，因为当时周作人的开销主要是来自官费，一旦成了亲，就远不够花费了。为了成就弟弟的学业和小家庭幸福，鲁迅决定放弃自己在东京的第二步文学活动的计划以及去德国深造的机会，准备回国谋事。 　　鲁迅回国后，先是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尽管每月“所入甚微，不足自养”，但还是节衣缩食，坚持为周作人寄月费。一年后，他在绍兴府学堂做学监，收入有了点增长，就把寄给周作人的月费增加到了六十元。平时鲁迅还很想多买点书，多罗致些拓片古董以供研究，但一想到周作人和羽太一家，总是尽力俭省再俭省。 　　1912年，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外，在事业上对周作人又投之以更大的关注。周作人曾译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他先后把译稿寄给《小说月报》和中华书局，结果都撞了壁。鲁迅见周作人为此很苦恼，就亲自为他奔波，终于得到了文明书局的应允。后来他又和周作人一起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以至于《热风》在编选时，亦将周作人的几篇杂感选进，1915年1月，鲁迅花费了大量精力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也用周作人的名义印行。 　　鲁迅万万没有想到，兄弟间的裂隙，已渐渐出现了。 　　三 　　周作人自从娶了妻之后，鲁迅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兄弟间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导致这个变化出现的外在契机，主要来自弟媳。羽太信子的娘家本是个平民小户，但她却摆出一副讲排场摆阔绰的花架子。儿子上学念书，出门归家她都要用包车接送，家里除了有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外，就连收拾屋子、洗衣看孩子的女佣，她也要分门别类地雇上几个。平时自己更是出手撒漫，一有钱，就跑日本商店买东西；新做的被褥，才用了年把，一高兴便会随手赏给了仆人；有时，一桌饭菜做好了，她突然心血来潮，重新包饺子吃，小孩生病，哪怕是头痛脑热，她也要请外国医生坐轿车来诊治。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三百元，加上稿费和讲课费的收入，和一般职员相比称得上是高薪了。他每个月都把全部的收入交到羽太信子手里，再加上周作人的工资。按理讲这日子该过得很宽裕了。然而到头来，鲁迅还得四处向朋友借贷。 　　后来，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先是劝周作人跟弟媳说说。周作人表面应允得很好，待见了信子后，依然由着老婆使性子。当然，惮于大哥的威严和经济上的供养，在很长时间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恼怒，还不得不掩盖在恭顺的外貌之下。 　　周作人怕惹是非，随遇而安，有时，他为了求得太平，能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甚至会作出糊涂得令人无法理解的疏懒与忍让的举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弱点，在家族成员中，他第一个成了被羽太信子制服的人。以后凡是要差丈夫去做他不愿做的事，只要搅得他不得安宁，无法读书，就一定会迫得丈夫俯首称臣，奉旨而行。有一次，周作人跟鲁迅说，打算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同住，鲁迅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只要继续奉养他们以足天年，也就问心无愧。更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又有什么必要非到中国来呢？周作人当下很不高兴。后来鲁迅追究起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后才知：“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胡搅，他就屈服了。” 　　鲁迅待弟弟、弟媳虽然仁至义尽，但对不合理的事，该反对的他还是要反对，该指正的，他还是要指正。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糊的窗户下玩火，几乎要酿成灾情，鲁迅发觉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信子听后很不舒服，晚间丈夫回来，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进起谗言来。起初，周作人犹不以为意，后来这类的言语听得多了，心中慢慢地也起了芥蒂。鲁迅平时很喜欢孩子，只要侄子侄女们来玩，他就高兴，常买些糖果食品给他们吃。信子心胸狭隘，上次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机渲泄，一见孩子吃了大伯的东西，马上就窜了出来，当着鲁迅的面骂孩子，还严厉地呵斥说，今后不准吃别人的东西。这不由得使鲁迅尴尬万分，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看来穷人买的东西，大概也是脏的吧！”话虽说得轻俏，心中泛起的酸楚，几乎激得他要落泪。不久，他又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他们的父母还私下里关照孩子：“以后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一个人冷清煞。他心中倍感悲哀。 　　1923年的7月13日，鲁迅和周作人逛东安市场回家，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头，周作人进了屋后也一直不见出来。到了晚上，鲁迅没见二弟他们邀请自己一起进餐，便胡乱地吃了点就睡了。第二天起床，他依然觉得家里沉寂得象没人一样，平时孩子们上学去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除了板着脸的信子偶而露几次面外，其他的人都好像在有意地避着他似的。鲁迅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压力，并且随着他表面上的冷眼相观而不断地加强着。到了7月19日，终于转向了总爆发，周作人拿着一封信来到了鲁迅的房间里，朝桌上一扔就走了。鲁迅瞧见信皮上写着：“鲁迅先生启”的字样，脑子嗡地一下热了起来。他迅即拆了信封，展开信笺，只见上面涂了一段极其简单的文字，大意是“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把役工唤到跟前，让他传个话，想和周作人谈谈。不一会儿役工回话说，周作人不想见鲁迅。就这样一直僵持到8月2日，鲁迅再也不忍让大家都浸在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生活下去了，决定自己搬出亲手置买的八道湾的房子，把它和盘地谦让给了二弟。（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