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英国作家毛姆在小说《啼笑皆非》中讲过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位小人物一举成为名作家了，新朋老友纷纷向他道贺，成名前的门可罗雀同成名后的门庭若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姆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位早已疏远的老朋友找上门来，向你道贺，怎么办呢？是接待他还是不接待他？按照本意，自己实在无心见他，因为一无共同语言，二来浪费时间；可是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闭门不见似乎说不过去。于是只好见他了。见面后，对方又非得邀请你改日到他家去吃饭。尽管你内心一百个不乐意，但盛情难却，你不得不佯装愉悦地应允了。在饭桌上，尽管你没有叙旧之情，可是又怕冷场，于是又得强迫自己无话找话。这种窘迫相可想而知……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你不再愿意同这位朋友打交道，但你还是不得不提出要回请朋友一顿。你还得苦心盘算：究竟请这位朋友到哪家饭店合适呢？去第一流的大酒店吧，你担心你的朋友会疑心你是要在他面前摆阔；找个二流的吧，你又担心朋友会觉得你过于吝啬…… 　　用分析的眼光看，处于上述情境中，是可以有两种选择的，一种是象故事的主人公那样，充分照顾和尊重朋友的感情和愿望，违心地接待他，接受邀请，并回请对方；这样做的结果是体现了主人公的善良和好心，而代价却是牺牲了真诚。另一种选择是充分照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不愿见朋友就干脆拒绝接待；其结果是体现了自己的真诚，而代价是违背了善意的要求。两种选择，究竟哪种更好些？很难说。前者符合善良、同情的道德要求，后者符合真诚的道德要求，而任何一种选择又都有欠缺；选择了善良就得牺牲真诚，选择了真诚就得牺牲善良。这种让人遗憾的难以两全因而带有悲剧色彩足以使人踟蹰徘徊的选择，正是我们所要说的典型的道德困境。 　　在道德生活中，在是与非之间、善与恶之间、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是容易的；道德困境的实质恰恰是要人们在是与是之间、善与善之间、两个有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生活中最深刻的悲剧就是由是与是之间的矛盾酿成的。 　　下面再举几个平常的例子： 　　例一，社会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道德价值优先还是经济价值优先。就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开发而言，主张全面开花，沿海内地均衡发展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效益，主张为了地区间的平等不惜以部分地区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主张“梯度理论”，优先保证沿海地区经济起飞的实际是强调经济价值优先的。而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又很难比较两者的价值孰大孰小，由此就形成了决策目标选择上的困境。 　　例二，人生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爱情与事业，归宿感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冲突。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平之间所作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在爱情与事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仅仅为了爱情，他内心的天平无疑是倾向于刘巧珍的，可代价却是舍弃黄亚平可能为他提供的到大城市去显露才华的机会；如果单单为了事业，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黄亚平，但他犹豫了，原因就在于巧珍的爱情也是难以割舍的。这几年在女性中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是理想的女性”。有人为女强人大唱赞歌，又有人呼唤着贤妻良母，为此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也在于构成两种类型的人格要素很难共存于同一女性身上，而两种类型的女性又都是有价值的。 　　例三，人格要素及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困境，如正义与真诚、目的与手段的冲突等等。比如，有人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知识结构而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其政治抱负是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从动机上看，这无可非议。如果你所在单位的领导是正派的、有眼力有能力的，你也不会遇到什么困境。但如果领导昏庸无能的话，麻烦就出现了：你非常珍视真诚这一品质，可他偏偏吃“拍”；你满腔热情地寻找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可他偏偏喜欢“报喜不报忧”；你根据你的审美眼光喜欢西服革履或者其它式样的穿着，可他却偏偏将是否穿蓝灰色的中山装作为衡量干部是否朴素的标尺；看不惯的事情你就得说出来，这符合你的个性和正义感，可他偏偏器重那些“老实”“听话”的下属……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保持你的个性，其代价无疑是影响甚至葬送你的前途目标的实现（因为对你来说？不做官很难成事）；可如果你要使你能被提拔的话，又得牺牲你的个性和真诚。 　　道德困境产生的主观原因是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宿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都是人所渴望实现的，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人们不能舍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充实同样也不能舍弃。实际上，所有的道德困境归根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人的某种需要同另一种需要的冲突。 　　道德困境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现存的社会条件难以尽如人意。假如将来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改变了，假如机会能够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进行完全均等的分配，假如没有不正之风对合理的机会平等的干扰，那么，高加林的困境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同样，假如我们的干部都是正派能干的好人，或者干部的选拔不是采取上级任命的办法，也许那些渴望从政的人们也就避免了上述在仕途和人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困扰。假如家务劳动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的争论也将会缓和得多。 　　但是，社会条件的改善是受历史制约的，把问题和责任合盘推给社会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理想的社会虽然可以将道德困境的出现率减少到最低限度，也难以彻底避免其发生。旧的困境消失了，又可能有新的困境产生。像毛姆所描述的那种困境，还几乎与社会条件无关。 　　处于困境中的选择者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困扰和痛苦，但是不能因困扰而不作选择，否则所有的价值将一并被舍弃。出门远行，飞机虽有速度，却没有火车安全，火车较安全，却又没有飞机的速度，我们总不能因两者都不那么十全十美而干脆不出门。 　　那么，如何判断其中的某一种是“最值得选择”的呢？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价值倾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有助于在困境中确定优先选择目标的技术性方法来。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把老祖宗的原则具体化。 　　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快乐测量法”，很有借鉴意义。尽管他罗列的7个标准是用于计算快乐的，但舍弃他所主张的“快乐”这一价值规定，换上选择者自己所认定的价值目标，并略加改造，也可以将这些标准当作在道德困境中进行选择的参照系： 　　1，强度：即比较两个价值中哪一个最有助于满足我们最强烈的需要。比如职业选择，某种职业创造性较大而收入较少，另一种职业收入较高而创造性稍差，选择什么呢？全看你更重视个人收入呢，还是更重视个人能力的释放。 　　2，确定性：即优先的选择必须是能够较确定地带来预期后果而不是仅仅有一丝丝可能性的。比如究竟是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就得先看看自己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假如通过明智的分析，你认定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撒切尔似的“铁女人”，你尽管可以做铁女人去；但如果你的个人素质和外部条件根本就没有为你走这条路提供了多大的可能性，那又何必感情用事，瞎忙一气呢？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还不如当初做贤妻良母呢！ 　　3，持久性：即优先的选择带来的预期后果应当是较为持久而不是暂驻性的。 　　4，远近性：即优先的选择应当能较快地带来预期后果。 　　5，纯洁度：即优先的选择应当是较少副作用的。例如，牺牲人格换官做，要想再找回自己的人格就难了，副作用大；保持人格暂时舍弃官运，一旦换了正派的领导或者换个单位，失掉的就有可能再得到，副作用小。 　　6，繁殖性：即优先的选择应当有助于其它价值或暂时被舍弃的价值的实现。 　　7，广延性：即优先的选择其预期结果应当对较大范围的人群有利。比如在分配方案的选择上，究竟用平均主义来保护弱者呢，还是用差等分配、鼓励竞争来刺激先进，就可以根据这条标准来掂量掂量。 　　除了以上7点，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机会的再生性：即如果某种机会是难得的甚至不再生的，那么，当这种机会的出现有助于某种价值的实现时，这一具备条件的价值就应在优先考虑之列。 　　以上方法，仅有参考价值，不可能象数学公式那样推出不容置疑的答案。另外，完全符合上述各点的价值也不存在，道德困境的特点恰恰在于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各有各的好处。因此，在技术性权衡中，可以将符合某一项的记一分，违反某一项的减一分，然后根据积分的多少确定选择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