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1900年5月22日，伊伏娜出生在法国加莱附近库罗涅一个殷富的船主家庭。父亲雅克·菲利浦和母亲玛格丽特·旺杜从小就对伊伏娜进行严格的礼仪教育。 　　伊伏娜一到学龄，便由一位老小姐充当家庭教师，对她严加管束。伊伏娜的作业卷面整洁，围裙一尘不染。上课时，她的坐姿端正。 　　后来，伊伏娜在教会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在那里，她第一次显露出坚强的性格。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着睡衣洗澡。因为按照教会的观点，人的身体是丑恶的。大部分学生部不遵从这项荒唐可笑的规定。她们洗完澡，把睡衣泡在水里浸湿，这样就不会受到训斥。只有伊伏娜的睡衣是干的。学监叫道：“怎么，你没洗澡？”“不，我洗澡的时候没穿睡衣。”伊伏娜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胆地回答。 　　1920年10月，经由朋友的介绍，伊伏娜结识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上尉，他就是刚从波兰回国的夏尔·戴高乐。一周以后，俩人好像非常偶然地在巴黎的秋季美术沙龙里碰面了。又过了几天，戴高乐邀请伊伏娜参加在凡尔赛一家饭店里举行的圣西尔军校 　　舞会。他同时邀请了伊伏娜的哥哥来陪伴她。 　　戴高乐和伊伏娜都非常认真，一对恋人面临着最为严肃的抉择：他俩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吗？ 　　过了两天，伊伏娜的父母惊异地听到女儿宣布：“我要么嫁给他，要么一辈子不结婚。” 　　1921年4月7日，两个青年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伊伏娜来说，她得从头学起，一切都很艰苦。戴高乐上尉除去军饷，没有其他收入。三个孩子（菲利浦、伊丽莎白和安娜）出世后，生活拮据起来。更为不幸的是，安娜是个先天性白痴。夫妇俩对病儿体贴倍至，毫不吝惜地花钱为她治疗。他们在科隆贝双教堂地区买下一幢别墅，让安娜能够呼吸到郊外的清新空气。这是伊伏娜头一次感到有了自己的家。 　　1940 年6月6日午夜时分，一辆黑色大型轿车开到前线寻找戴高乐准将。在全线溃败的法军中，只有他的坦克部队取得了胜利。参议院仪长雷诺刚刚任命戴高乐为陆军部副部长。次日凌晨，年轻的将军在他办公室的地图上发现，标有纳粹标志的小旗子正在无情地向巴黎挺进。6月17日，戴高乐抵达英国。18日，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出历史性的抗战号召。此时，伊伏娜和孩子们正在布列塔尼，混杂在长长的逃难人流当中，向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布列斯特走去。等他们赶到海港，一条超载的拖网渔轮刚要起锚开航。船上的人互相挤挤，给他们腾出地方。这是最后一条离开法国的船只…… 　　戴高乐一家定居在伦敦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当时，将军领导着自由法国运动抵抗德国人，伊伏娜经常等他到很晚。纳粹飞机每晚都要对伦敦市内各区进行狂轰滥炸，然而伊伏娜弹着钢琴，逗逗小安娜，丝毫不感到害怕。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在上百万巴黎人的簇拥下，凯旋般地踏上香榭利舍大街。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妻子，伊伏娜搬进一座靠近巴加代尔公园的宽敞住宅。她拒绝享有一般法国人得不到的特权，在他的餐桌上只能见到食品配给证上供应的东西。深秋时节，他们一家在别墅里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全法国都缺乏煤炭。 　　1946年1月，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伊伏娜感到如释重负。但是，两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女儿安娜去世，给她留下深刻的创伤。从那时起，她把对残废女儿的全部感情转而投注到丈夫身上。 　　1958年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若干年以后，《新观察家》杂志谈到戴高乐夫人时问道：“她能回答这个在别人看来不易解决的问题吗：怎样才能做一位像戴高乐这样的人，这样一座纪念碑式的、一株挺拔大树般的人的妻子？”答案是简单的。伊伏娜是一块大树得以扎根的富有养份的土壤。爱丽舍宫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伊伏娜每时每刻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丈夫。司厨长们接到严格的指令，不能给戴高乐准备有损健康的饮食。如果有谁冒失地去打拢总统的休息，就会遇上伊伏娜严厉的目光。在科隆贝度短短的周未时，如果将军在办公室里工作得很晚，她总是半开着自己房间的门，看看什么时候丈夫需要她。 　　驻阿尔及利亚的部分殖民军官发动叛乱期间，戴高乐经常有被暗杀的危险。伊伏娜始终坚持陪伴他。1962年8月22日，有人在小克拉马行刺总统。14颗子弹击中总统座车，其中的一颗从距离总统夫妇仅几毫米的地方飞擦而过。伊伏娜没有一句抱怨话。当他们到达安全地带时，将军自豪地赞扬她：“伊伏娜，你是好样的！” 　　戴高乐夫人绝不为任何一名家庭成员谋求好处。有一次，她丈夫一位同事的妻子告诉她，他们的几个孙辈孩子圣诞节将去滑雪营地。“我的孙儿们也想去，”伊伏娜叹口气，说道，“可惜名额已经满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戴高乐夫人越来越难以忍受总统府豪华而又冷清的环境。她原打算让将军在1965年引退。她曾对一些知己说：“别催他继续留任了。他需要的是休息。”传说在1969年全国公民投票时，戴高乐夫人是科隆贝地区唯一一个不投将军票的人。 　　同年4月戴高乐下野，一家人搬回科隆贝双教堂地区自己的住宅。伊伏娜重新享受着田园的宁静。她给孙儿们打些毛线，在花园里种上自己十分喜爱的花卉。 　　1970 年11月9日，戴高乐在书斋里磕然长逝。夫人严格遵照将军的遗愿处理后事。她将所有的首饰分给孩子们，只给自己留下丈夫送的结婚戒指和一条普通项链。此后几年她虽然还住在家里，日常起居却只在餐厅，整幢房子就用不着生火了。 　　197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伊伏娜让人把儿子菲利浦叫到自己面前。“喏，这是家里的全部钥匙。我要走了。”她说。她不理会任何人的意见，独自搬进靠近巴黎三月广场的拉布多内大街一家简朴的养老院。她略染微疾，就不愿成为子女的负担。她只带了几张旧照片，孑然一身住进养老院配有普通木器家具的小房间。她是自愿这么做的。 　　1979年10月，伊伏娜病重住院，她说：“求求你们，让我死吧，让我去见将军吧。” 11月8日，她的生命结束了，埋葬在科隆贝，长眠于戴高乐和女儿安娜的身旁。伊伏娜在逆境和不幸之中表现出来的谦逊而崇高的品质，她对于命运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伟大人物的献身精神，使她成为法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她只愿保持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的地位。全国都亲切地称她为“伊伏娜大婶”。